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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先秦诸子百家与《周易》

《周易》是中华文化的源头活水，它在中华文明的进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诸子百家、三教九流皆溯源于斯；儒道法墨、文武韬略尽染其质。儒家的仁爱来源于易学，道家的自由传承于大易，阴阳家的阴阳五行亦来自《周易》……
先秦是指秦朝建立之前的历史时代，经历了夏、商、西周，以及春秋、战国等历史阶段。这一时期出现了颇有社会影响的儒家、道家、法家、墨家、阴阳家等不同学派，可谓“学派纷呈，学说多彩”，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化学术的繁荣，为中国文化发展奠定了宽广的基础，我们把这一时期称为“诸子百家”或“百家争鸣”时期。

对于先秦的诸子百家而言，《周易》影响了诸子百家的思想；而对于《周易》来说，诸子百家则促进了易学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以下，我们便简要叙述一下先秦诸子与《周易》：

孔子与《周易》

孔子学习过《周易》，并且以《周易》教育学生。

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这说明孔子到了晚年，特别喜欢《周易》，反复学习、*，以至简册的绳子断了三次。

那么，孔子为什么如此喜欢《周易》呢？

关于这个问题，从《论语》中可以找到一些信息。《论语·述而》说：“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孔子为什么要到五十岁才学易呢？联系到他在总结自己一生修养过程时所说的话，“五十而知天命”就会知道，五十岁是孔子一生中非常重要的时期，即“知天命”之年。这两句话是在不同时期说的。前一句话是五十岁以前说的，后一句话是五十岁以后说的，但两句话都以五十岁为一个重要时期。古人活到五十岁，就算是老年了，孔子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这说明一个人活到五十岁很不容易。孔子说这句话的时候，显然将学习《周易》看成是一种很严肃的事情，认为只有到了人生阅历和知识积累达到一定程度之后，才能学习和解读《周易》。“五十”只取其整数，代表一个阶段，并不是只有等到五十岁这一年才开始“学易”。他在总结其一生修养过程时所说的话也应如此理解。

问题是，这两句话都提到“五十”，而前一句话是讲“学易”，后一句话是讲“知天命”，二者究竟有没有联系？如果有的话，是一种什么样的联系？

事实上，二者有非常重要的联系，其关键便是“知天命”的问题。所谓“学易”而后“无大过”，其实际意义就是“知天命”之后可以“无大过”，因此，“知天命”才是关键。在孔子看来，《周易》正是讲“天命”与“知天命”之学，也就是“天人之际”的学问。

《周易》本是占筮之书，其中便有天人关系问题。原始易经中的天人关系，主要是人神关系，人类的吉凶祸福，由天神决定，筮者起沟通人神的作用。但是，经过孔子的解读，天的意义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他的言论中，虽然还保留着宗教神学的内容，但在更重要的问题上，已经将天解释成有生命的自然界，而不是至上神。这同当时天道观的演变有密切关系。

《论语·述而》记载：“子疾病，子路请祷。”子曰：‘有诸？’子路对曰：有之，诔曰：“祷尔于上下神祗。子曰：‘丘之祷久矣。’”

古人遇到各种事情，都要祈祷，这是很寻常的事。孔子病重，学生子路请求祈祷，这也是很平常的。但是，孔子竟然问道：“有这回事吗？”这就有些不寻常了。这是以一种怀疑的口气问话，实际上正是对传统宗教观的怀疑。当子路回答说，有这回事，并引用诔文“祷尔于上下神祗”来证明时，孔子又说：“我祈祷已经很久了。”这究竟是相信有神还是不相信有神？从这句话很难找出直接的结论。如果说有神，为什么不通过正式的仪式去祈祷呢？如果说无神，为什么又说“我祈祷已经很久了”呢？但是在这两句话中，有一点是清楚的，即孔子并不主张举行祈祷仪式，而仪式是宗教神学中最根本的要素之一。如果再联系到孔子开始的问话“有诸？”，问题就更大了。

总之，从这两句能够看出孔子思想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即对天神从怀疑到否定的转变。这个转变与他对《周易》的解读是分不开的。这也正是孔子何以将“五十读易”与“知天命”联系起来，并以“无大过”为其诉求的真正原因。

此外，从《论语》中，我们可以看出孔子将占筮与德性联系起来，并且非常重视后者。

《论语·子路》中有：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这是现有文献中关于孔子直接读到占筮问题的唯一的一条材料，涉及到《周易》中的《恒卦》。孔子先引用南方人的一句话，人而没有恒心，是不能作巫医的”，接着说道，“这话说得好啊！”最后，他又引用恒卦九三爻辞的话，“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即不能保持恒久的德性，则可能受到羞辱，接着断然作出结论说，这样的人，是用不着占筮就能知其结果的。这虽然是仅有的一条材料，但从中可以看出，孔子是很重视“德”的，他认为，有些事情不用去占筮，只要看看一个人的“德”如何，就能够知道结果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孔子受《周易》的影响之大，而《周易》的言论与思想亦为孔子继承、发展和创新。

孟子与《周易》

孟子，名轲，字子舆，战国时期邹（今山东邹县东南）人。孟子对《周易》有非常深入的研究，其特点是不讲卦爻，不拘泥文字，不分义理象数，只注重它的精神实质，而又能融会贯通，运用于实际。在整部《孟子》中无一处提及《周易》，更无一处引用《周易》，而其言论却处处充满了《周易》思想，处处闪耀着易理的光辉。

1、人性本善

《周易》《乾卦》的主旨在善。《乾卦》卦辞：“元亨利贞。”

元者始也，天地之始是什么性质的呢？

《易传·文言》说：“元者善之长也。”

《易传·系辞》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文言》说“善之长也”，《系辞》说“继之者善也”。《文言》说善是就既成的天地而言的，所以说“善之长”；《系辞》说善是指未成的天地而言的，所以说继之者善也。都是说的天地的本质是善，其具体表现是能覆载万物，生成万物，一片仁慈之心，所以说“天地之大德曰生”。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思想。孟子认为，人之性善，是先天的，而不是后天的，是“我固有之”的，而不是来自外部的。

何以见得是我固有而非外来呢？孟子举出了“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孟子说：“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

何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孟子举出了上述的例子，一个小孩眼看就要掉进水井了，凡是看到了当时情景或是闻到哭声的人没有不十分紧张恐惧，担心害怕的，惟恐小孩掉了下去，为什么会有这种心理呢？孟子排除了各种外来的因素，认为是生来俱有的不忍人之心，这就叫本性。于是据以推断：“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而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都是美德，都是善，可知人的本性是善。

孟子不仅认为善的本性是人固有的，由善引伸扩展的仁义礼智也是固有的。孟子据此推论说：“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孟子不把仁义礼智看成是一种教化的结果，而视为是人本身固有的良知良能。孟子说：“人之所不学而知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

“孩提”指一岁左右的小孩，能孩孩发笑，故叫“孩”；知道要人提抱，故叫“提”。人在“孩提”之际，应该说还未曾受到社会的影响，却知道亲自己的亲人，由此可知良能良知都是天生的，而不是后天才有的。

2、乾道刚健

刚健是《周易》一个至为重要的思想，它贯穿于全书，更集中反映在《乾卦》。

乾是天，天就是刚，就是健，就是高明，就是博大。刚健是天的本质特点，也是乾道的本质特点。惟其刚健，故能为勿用之龙，能作在田之龙。惟其刚健，才能“终日乾乾，夕惕若厉”。也惟其有不断的奋发进取，而且知进知退，才能跃于田，才能飞于天，才能不作有悔的亢龙。故《易传·大象》概括《乾卦》的主旨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刚健之气。

孟子一生，最注重这种刚健气质的修养，也最看重自己的这种气质。一次，告子问他，什么是他所长。孟子回答说：“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告子又问：“敢问何谓浩然之气？”孟子回答说：“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

浩然之气是什么气呢？

孟子作过许多解释，概括起来，就是至大至刚。至大是至为广大，至刚是无比刚健。但这至大至刚的气并不是生来就有的，是需要培养的，“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一直培养而不加损害，它就能充塞于天地之间，这和《彖传》说的“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的气势是一致的，与《乾》卦九三爻辞“君子终日乾乾”以及《象传》“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是一致的。

老子与《周易》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汉族，楚国苦县（今河南周口鹿邑县）人，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道家学派创始人。

老子又名老聃，相传他一生下来就是白眉毛白胡子，所以被称为老子；老子生活在春秋时期，曾在东周国都洛邑（今河南洛阳）任守藏史（相当于国家图书馆馆长）。他博学多才，孔子周游列国时曾到洛阳向老子问礼。老子晚年乘青牛西去，并在函谷关前写成了五千言的《道德经》，最后不知所终。

综观《道德经》，我们可以看出，老子《道德经》中流露出《周易》的思想，老子的阴阳理论和辨证思想与《周易》基本是一致的。

老子云：“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恒德不离。恒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恒德乃足。恒德乃足，复归于朴。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恒德不貣。恒德不貣，复归于无极。朴散则为器，圣人用则为官长。夫大制无割。”

本章共计用了6次“恒德”。古今均按字面将“恒”解释为“永恒”等。将“恒德”解释为“永恒之德”等。这种略显浮浅，与老子6次使用“恒德”和“三知、三守、三为”重要而深远的意境很不相称。如果我们认真研究一下《周易》中的“恒”卦，就不难发现“恒德”的出处和重要而深远的意境。

《恒卦》在《周易》六十四卦中处于第32卦的中心位置，居于东方震宫。

《易辞》云：“恒，亨，无咎。利贞，利有攸往。”

“彖曰：恒，久也。刚上而柔下，雷风相与，巽而动，刚柔皆应，恒。”

“恒，亨，无咎，利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

“利有攸往，终则有始也。”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象曰：雷风，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从卦象来看，雷风相与，巽顺震动，乃震男巽女，和谐愉悦之象。故和谐为易辞遗漏。

“恒”之“雷”，为长男，为阳刚，为雄强，又居外、居上而处“震宫”。正应《道德经》之“其雄”、“其荣”、“其白”。

“恒”之“巽”，为次女，为*，为雌弱，又居内、居下而处“震宫”。正应《道德经》第28章之“其雌”、“其辱”、“其黑”。

震雷向下，亲巽守巽，正应“知雄守雌”、“知荣守辱”、“知白守黑”而为“天下溪”、“天下谷”、“天下式”。

综上所述，长久之道、和谐之道，守此之道则为长久和谐之德。

老子云：“其正闵闵，其民屯屯。”这句话是老子借用了《周易》中的屯卦。其政治含意十分尖锐而深刻。

《易辞》将《屯卦》解释为“屯难”。老子对《屯卦》的解释与孔子有相同之处，都有“屯难”之意。但是老子更为深刻。老子的意思是：只有政冶上忧惧宽厚，在国家遇到困难和动荡时，民众才能够团结聚拢，共渡国难。

老子云：“其正察察，其民夬夬。”这句话是老子借用了《周易》中的“夬”卦。其政治含意十分尖锐而深刻。

“夬”四《周易》六十四卦之一。

《序卦传》：“益而不已必决，故受之以夬。夬者决也。”

《周易·夬》：“象曰：泽上于天，夬。”象辞说：泽水上升到天上（兑上乾下），很快就会决堤，所以卦名为“夬”。

老子借用夬卦警告侯王们：政治上严密苛刻，人民就会像决堤的洪水一样，起来造反，势不可挡。

老子云：“益之而损。”又云：“损之而益”。这是借用了《周易》中的损卦和益卦。

《损卦》概而言之：“剥民奉君”；“损不足而奉有余”，故于民于君，均为损。老子“益之而损”即指此卦。低泽乃高山之基。故益末而损本，虽益而损。

老子云：“为学者日益。”亦指损卦“损下而益上”之益。又云：“人之道，损不足而奉有余。”亦与损卦之义相同。

《益卦》概而言之：“剥君奉民”；“损有余而益不足”，故于民于君，均为益。老子“损之而益”即指此卦。损己而固根，故为益。

老子云：“闻道者日损。”亦指益卦“损上而益下”之损。又云：“天之道，损有余而益不足。”亦与益卦之义相同。

庄子与《周易》

庄子，名周，字子休，后人称之为“南华真人”，战国时期宋国蒙（一说是今河南商丘县东北，另一说是今安徽蒙城县）人。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老子哲学思想的继承者和发展者。

研究庄子的著作，我们可以发现，庄子的思想中有诸多《周易》的影子。

有学者研究认为，庄子所提出的“道数”概念源于《周易》的象数模式。

该学者指出，在《庄子·知北游》中，庄子提出了“道数”这一概念。如下：

于是泰清问乎无穷曰：“子知道乎？”

无穷曰：“吾不知。”

又问乎无为，无为曰：“吾知道。”

曰：“子之知道，亦有数乎？”

曰：“有。”

曰：“其数若何？”

无为曰：“吾知道之可以贵，可以*，可以约，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数也。”

该学者说，无为所说的“道之数”，就是“道数”。无为论“道可以贵，可以*，可以约，可以散”，就是用“贵*”、“约散”两组相反相成的范畴来说明“道数”的根本特征。以老子“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说法推之，所谓“道数”就是用来表示宇宙万物阴阳互动、相反相成的变化规律的周期数。如《庄子》书中“七日而浑沌死”、“七日而后能外物”、“七日不火食”、“七年而天成”、“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等话语中的“7”，“九日而后能外生”、“渊有九名”、“九年而大妙”、“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等话语中的“9”，“寓言十九，重言十七”中的“19”和“17”，“奸者七十二君”、“七十二钻而无遗英”等话语中的“72”，就是“道数”。

该学者经过研究后，得出以下结论：

原本《庄子》49篇之数源于《周易》筮法所用大衍之数49。

《庄子》内篇篇数7以及书中作为“道数”出现的7数源于《周易》的宇宙模式——卦象和《复》卦卦辞“反复其道，七日来复”所揭示的“道”运行变化的周期7。

《寓言》篇第一节文字“寓言十九，重言十七”两句话暗含的“道数”36源于伏羲八卦方位排列序数之和；第四节文字中出现的1、2、3、4、5、6、7、8等八个数分别源于伏羲八卦方位图八个卦象的排列序数；9数则源于伏羲八卦方位图上两两相对之卦的序数之和。

《寓言》篇第三节文字用“三釜三千钟”隐含的“道数”384与一个闰年384天之数相合，源于《周易》六十四卦384爻。

《庄子》书中出现的“道数”72乃36的倍数。从《周易》筮占取用“后天”八卦方位，却用伏羲八卦序数来推论，“后天”八卦方位图中不连续的八个卦象的序数之和也为36。伏羲八卦有顺次的排列序数与“后天”八卦所用序数之和为72。由此推断，《庄子》书中出现的“道数”72即源于伏羲“先天”八卦排列序数与“后天”八卦所用序数之和。

又有学者研究认为，无论剖析《庄子》内篇的哪一篇，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它是按照六段成篇的模式构制的。当然，作者在具体运用这一基本原则时，具有变通性和灵活性。

该学者指出，《庄子》以前的先秦典籍中，按六段成篇的原则编纂的典型之作是《周易》本经，“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庄子》内篇也以六段成章，只能有一种解释，那就是效法《周易》本经而来。这不是一种偶然的巧合，而是二者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庄子》内篇借鉴了《周易》本经六位成章的结构方式，是在文体形式上对《周易》本经的继承，这种继承是有意识的、自觉的。

此外，该学者还认为，《庄子》内篇所以由七篇组成，这七篇论述内容的确定、先后顺序的排列，都是借鉴《坤卦》七爻而来。《坤卦》七爻是《庄子》内篇的骨架，《庄子》内篇是在《坤卦》七爻基础上展开的，是成体系的精心之作。

最后，学者指出，《庄子》内篇并不是《坤卦》七爻的正解。庄子在借鉴坤卦七爻的过程中，有时是从爻辞得到启示，创构与爻辞相关的意念，然后根据意念去组织故事、展开论述；有时基本是从爻辞出发，但对爻辞的思想进行了加工、改造；还有的是从当时传统的易学出发，立足点是建立在对爻辞的误解上。正因为如此，《庄子》内篇虽然是借鉴坤卦七爻而来，但二者又存在着较大差别。

墨子与《周易》

墨子，名翟，山东滕州人，汉族，是我国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墨家学派的创始人。他曾提出“兼爱”、“非攻”等观点，创立墨家学说，并有《墨子》一书传世。墨学在当时影响很大，与儒家并称“显学”。

墨子与《周易》相合，最明显的要数节俭思想。

《周易》蕴涵了丰富的节俭思想，如有“俭德辟难”的训导，还专设了一个《节》卦，很重视节俭。

《墨子》则有“俭节则昌，淫佚则亡”之论。

可以说，《周易》节卦是墨家节俭、节用、节财思想的最早源头，这一点，无论从卦象，还是卦辞都可得到说明。

就卦象来看，节卦为下兑上坎。兑为泽，坎为水。水入泽中，泽满则溢，故应予以节制。

孔颖达曰：“节者，制度之名。节止以义，制事以节，其道乃亨，故曰节亨。”

《程氏易传》云：“事既有节，则能致亨通，故节有亨义。”

朱熹《周易本义》则云：“节，有限而止也。为卦下兑上坎，泽上有水，其容有限，故为节。”

因此，“节”在《易经》中，不仅仅是一种节俭之德，也是一种社会制度和规范，还是一种体现宇宙天地变化的原理和法则。

同时，节之内卦兑为一阴二阳，上坎二阴一阳，故为三阴三阳卦。按照朱熹的说法，“凡三阴三阳之卦各二十，皆自泰、否而来”。故节当自泰来。

虞翻曰：“泰三之五，天地交也。五‘当位以节，中正以通’，故‘节亨’也。”

意谓《泰卦》下乾上坤，下乾的九三爻上升到上坤之中位，与其互易而成节卦。因《泰卦》乃“小往大来，吉，亨”之卦，且成节之后，节之内卦兑外卦坎皆为刚柔得中，故节有亨通之义。

正因为节有亨通之义，因此，《彖传》赞美“节”曰：“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天地宇宙因为有了节，才使得四季井然有序，生生不已。圣人效法天地之节德，建立制度以规范人们的言行，如此则不伤财，不害民。相反，如果不按照“节”的规范和要求去做事，甚至以节为苦，肯定是不行的。

因此，单是从卦辞上就不难看出，在《易经》中，节无论是作为一种道德规范，还是作为一种社会制度，还是作为天地宇宙的原理法则，同后来墨家所讲的“节用”、“节葬”、“节财”、“利民”思想都是相贯通的。这一点从《节》卦的爻辞中，亦可得到验证。

初九爻曰：“不出户庭，无咎。”

《象传》释此爻曰：“不出户庭，知通塞也。”

《象》曰：知通塞，言二阻塞也。

因此，从爻象上看，此爻意在告诫人们在做事情时，一开始就应当谨言慎行，节制自己，见通则行，见阻则止。

金人王申子在解释《节》之初爻时说：“阳刚在下，居得其正。当《节》之初，知其时未可行，故谨言谨行。至于不出户外之庭，是知节而能止者，故无咎。”

明人徐在汉曰：“坎变下一画为兑，象止坎*。户以节人之出入，泽以节水之出入。初：不出户庭，以极其缜密为不出，此其所以无咎。”。

从以上所释，可以看出，在初九爻中，“节”不仅是一种人伦道德，而且也是一种社会制度，也是一种自然之理。把这一原理落实到人，就是要求人们做任何事情，一开始就有节有度，谨言慎行，进退有止。

总之，《墨子》节俭思想中的许多内容，都可以在《周易》中找到蛛丝马迹，尤其是尚节、尚用、兴利等，在《周易》中皆可见其端绪。

鬼谷子与《周易》

鬼谷子，姓王名诩，又名王禅，春秋时卫国朝歌人。常入云梦山采药修道。因隐居清溪之鬼谷，故自称鬼谷先生，是先秦诸子之一。

鬼谷子为纵横家之鼻祖，苏秦与张仪为其最杰出的两个弟子。另有孙膑与庞涓亦为其弟子之说。

鬼谷子是战国时期楚国人，相传祖籍朝歌（今淇县）城南。鬼谷子精通周易八卦、数学星纬、兵学韬略、游学势理、养性保身及纵横术，周游四方，广交朋友。曾到过扶凤池阳（今陕西省泾阳）、颖川阳城（今河南登封告城）、太白山（今宁波勤县东）等处，后在云梦山（朝歌城西15公里）水帘洞隐居讲学，创建中国古代第一座军事学校——“战*庠”。培养出苏秦、张仪、孙膑、庞涓、毛遂等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著有《鬼谷子》一书，被当时和后世广泛地运用到政治、外交、军事等领域。

传说鬼谷子还收仙道家茅漾、徐福及计然等为徒，分别传授长生术、经商术、占卜术等，使他们成为一代历史名人。所以，历史上不仅纵横家们侍奉他为祖师爷，兵家们崇尚他的谋略，即便是民间占卜之流也都推尊他为师爷，甚至那些修鞋、配眼镜的也都推崇他为自己的先烈先祖。

至今张家界市，仍然流传着许多鬼谷子的传说。《直隶澧州志》载：“鬼谷子。隐居天门山学《易》。石室幽邃，下有清流。今石壁上有甲子篆文。”相传鬼谷子还在天门山创造出一种健身硬气功，俗名“鬼谷神功”。

鬼谷所创的纵横学的基本观念就是“阴阳对峙”。这正是源于易学的阴消阳长的辩证原理。鬼谷子的军事思想也是源于中国最古老的文化之学——《易经》八卦，鬼谷子的兵学思想是宇宙化的一切方法、技术、原则、原理，所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大无其外，细无其内。鬼谷子的兵法是宇宙观的，包含甚广，不单对军事、政治、外交、社会、经济、人事，实乃包含宇宙一切。

此外，鬼谷子所著的《鬼谷子》一书，是一本策略书籍，它将《周易》的变易之法用到了极致。鬼谷子独得《周易》之穷通变易之理，指出了政治权谋家，颠倒黑白，偷天换日之术。更指出了民心乃社会之基。也导人修身养性之法，教人识命之数，阴阳五行之理。

邹衍与《周易》

邹衍，战国时期齐国人，活动的时代后于孟子，与公孙龙、鲁仲连是同时代人，是阴阳家的主要代表。据说做过燕昭王师，死于长平之战以后。

《周易》讲阴阳，在《周易》的启发下，邹衍首次将阴阳与五行合和而论。阴阳是朴素的辨证法，五行是朴素的唯物论。至邹衍混合两种思想，并且改造成唯心论，大大加强它们的神秘性，创立起阴阳五行家。

齐宣王时，邹衍就学于稷下学宫，先学儒术，改攻阴阳五行学说。

《盐铁论·论儒第十一》云：“邹衍以儒术干世主，不用，即以变化始终之论，卒以显名……邹子之作变化之术，亦归于仁义”。

《盐铁论·论邹第五十三》云：“邹子疾晚世之儒墨不知天地之弘，昭旷之道，将一曲而欲道九折；守一隅而欲知万方，犹无准平而欲知高下，无规矩而欲知方圆也。于是，推大圣终始之运，以喻王公列士……”

可见，学儒术也好，攻阴阳也罢，邹衍的目的是在寻求经世致用之学，充分体现了他匡世济民的入世精神。对此，司马迁有比较深刻的认识，他说：“邹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然要其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始也滥耳。王公大人初见其术，惧然顾化，其后不断行之……邹衍其言虽不轨，傥亦有牛鼎之意乎？”

后人不察其大道，而学其小术，故封建迷信兴，这不是邹衍的错误。“邹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

然而邹衍不是为谈天而谈天，他以谈天为手段，以服务于当时的政治需要为目的。建立于阴阳五行基础上的“五德终始”说才是他学说的核心所在。

邹衍认为，从天地剖判以来的人类社会都是按照五德（即五行之德）转移的次序进行循环的。而五德转移是仿照自然界的五行相克即土克水、木克土、金克木，火克金、水克火的规律进行的。人类社会的历史变化同自然界一样，也是受土、木、金、火、水五种物质元素支配的，历史上海一王朝的出现都体现了一种必然性。

邹衍说：“五德之次，从所不胜，故虞土、夏木。”

《文选·魏都赋》李善注引《七略》曰：“邹子有终始五德，从所不胜，木德继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

《吕氏春秋·应同》讲得更具体：“凡帝王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鸟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

上述引文据近代学者考证，应属于邹衍的佚文，至少体现了邹衍的学说精神。邹衍的这种学说为齐闵王称东帝，燕昭王称北帝奠定了理论基础，因而受到他们的礼遇和重用是不难理解的。这种学说后来被秦始皇接了去，为他的称帝及其统治服务。

《史记·封禅书》说：“邹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

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说：“东莱吕氏曰：方邹衍推五德之运，人视之，特阴阳末术耳，若无预于治乱之数也。及至始皇始采用之，定为水德。以为水德之治，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于是。急法，久者不赦，则其所系岂小哉！”

邹衍的五德终始说认为人类社会是在不断变化的，自有其合理性，然以五行相生相克的理论来解释，就陷入了机械论。至于秦始皇的“水德之治”，错不在邹衍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