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爱文学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二十一章 再制寇 日本军医尽医道

二十一、再制寇日本军医尽医道
诗曰：

军旅重重无尽期，水蒸日晒两相袭。

士兵相伴汗和泪，疮病交加血染衣。

虽道魔军无道事，哪知降寇有仁医。

精心调治不图谢，百感一生在梦唏。

上回说到武昌投降后的日军接连遭到当地老百姓的暗袭，不断地有官兵失踪。日军毫无办法，束手无策。只好请**出面制止市民的行为，21师师长郭会昌的回答令日军很失望。

却说日军在武昌有两大仓库。一个是军火库，另一个是物资库。军火库的各式武器很多，有机枪，有步枪，也有小炮等。分为两类：一类是曾经使用过的旧武器，这些是都是在日军投降后，从各部队里收拢起来的。一类是新运到中国来的没有使用过的新武器。这些新武器足可以装备一个师。炮弹，子弹无数。物资库里存放着大批的布匹，军衣，皮鞋，马靴，粮食，副食品等。另外，在洪山区还停放着几百辆军车。

21师进驻武昌休整一个星期后，两军官方举行了投降和受降仪式。郭会昌遵军部指示严令：日军官兵必须交出武器全部。任何人不许携带任何武器，如短枪、战刀、马刀等。个人只能保留自己的衣被。其它物品一律送交中**队。并首先接管了军火库。

当时，对于21师来说，需要的不仅是武器弹药，更需要的是军需物资。如军衣、布匹、军鞋等。日军官方深知这一点，本可以将军火物资全部转交给21师。却因百姓暗杀日军事件，师长郭会昌没有积极配合日军制止百姓的行为，日军不想成全郭会昌。就在接管物资库的前一天晚上，日军开出几辆卡车到物资库，悄悄地将一批军需物资装上车，朝长江边开去。

在日军的汽车开往江边的时候，被**的哨兵发现，上前阻拦未能拦住，哨兵赶忙向团部报告。李佑清想到，日军擅自将汽车开出，朝江边开去，并且在夜晚行动，到底要干什么？还不顾哨兵阻拦。必定有问题。他立即拨通了1营电话，命高楼珍派出一个步兵连，和一挺重机火速赶往江边。

由于机枪连当时生病的士兵较多。祝庆桢接到命令后，把任务交给1排，石富庭将任务交给1班。我当时正值疮病初期，鼻子流血、头晕、身体不适，便让副班长翟一田带领一挺重机前往。

约半个多小时后，翟一田回来了。他讲道：“我们正朝江边赶，日军的汽车正朝回开。营长下令，连车带人一起扣留。经查问，日军开出四辆汽车将物资拉到江边倒入长江去了。”

情况一级一级上报到军部，92军军长侯镜如当夜下达命令：“不给日军任何要花招的机会。今夜就派兵接管日军的物资库，并没收日军所有的汽车，粮食和副食品等。日军若要反抗，打死勿论。日军的生活必须品由21师定期、定量供给。并责令负责指挥这一事件的日军最高长官向**作出交待。”

从此，日军完全受到**约束和控制。

再说从常德到武汉，一千多里，小道曲肠。部队拐弯抹角，绕大湖跨平原，翻山度水，行军半月，整日骄阳暴晒，衣服打从第一天起每天都浸泡在汗水里。皮肤吸收热毒太久。到达武昌后，生活没得到及时调整，顿顿吃咸菜，吃辣椒。不久士兵体内热毒、火气发作，很多士兵生病。有拉肚子的，有吐血的，有流鼻血的，有背上生疮的。

在我们机枪连的病员中，病情最重的是我。鼻血久流不止。我本身脸色皮肤黑红，军中称我“红脸班长”或“大红脸”。渐渐地，我的脸色苍白。病未治好，背上开始生疮。大大小不的毒疮长满了脊背和脖子。

连长祝庆桢虽然脾气很坏，发起脾气来，对班长、士兵非打即骂。却有一副俯怜士兵的好心肠。看到连里大部分士兵疮病交加，他心如刀割，万分焦急。各连情况基本相同，只是病员多与少，病情轻与重而已。团部、师部拿不出对症的药品。各连只好自己想办法。去找党地的土医生。在土医生的指导下，各连开始买药，熬药，喝药。生疮的士兵背上贴满了土医制成膏药。

几天后，大部分病员病情渐渐好转全愈。我的病却未见好转。鼻血仍在继续流，已经没有坐的能力了，整日坐不稳，睡也难。因背上有疮，仰睡不成。俯卧，鼻子容易出血。班里的弟兄们轮流看护。老乡罗德顺更是关心，关切，更加细心地照顾。

连长祝庆桢见连里大部分人的病情已经全愈，心情好多了。我的病仍然使他忧心忡忡，焦虑不安，每天几次来看我。叹气道：“朱世学，你到底是什么病呢？别人和你一样的病，吃了药后，都治好了。你的病怎么治不好呢？”

又是一天早晨，祝庆桢又来看我，见我仍没好转。对石富庭道：“朱世学的病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中没有好医生，更没医院。只有去找日本人。石排长，你带两个人去日军那里，问他们有没有军医，如果有，就顺便请来。”

石富庭立即带着两名弟兄直奔日军驻地而去。约两个小时后，石富庭领着一名日本军医回来了。

祝庆桢很高兴，让军医立即给我诊断。军医用听诊器听了听我的胸腔，又看了看我背上的疮，最后，翻开我的上眼帘看了看我的眼球后，用生硬的中国话道：“这个人呼吸很微弱，如果再拖延下去，会有生命危险。他需要住院治疗，请你让我把他带回去。”

祝庆桢注视着军医，道：“我们请你来，是让你在这里治疗，对症给药。去你们那里，你能保证他的安全吗？出了问题怎么办？”

军医态度很好，保证道：“他病得很重，只吃药恐怕不行。还须要打针，护理。他背上的疮须要擦洗，换药，在这里不方便。没关系，出了问题，我负责任。我是军人，我也是医生。你们中国有句话，医生以救死扶伤为天职。你放心，我们不会伤害他。我担保，少则七天，多则十天，一定送还给你一名健康的军人。”

祝庆贞沉思片刻后道：“你们日本人讲诚信，讲忠义。既然你这样说，那好，就请你把这个人带回去治疗。”

军医道：“我们医院在许家棚，离这里有十多里路。请你们负责把他送到那里。”

军中，街都没有汽车。副班长翟一田找来一黄包车，车主见我满脸浑身都是血，嫌我太脏，道：“这样的人我不送，会把我的车子弄脏的。”

石富庭跑上去抓住车主的衣领扇了两耳光，骂道：“妈的，你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日本人都不嫌他脏，都愿意接收他，给他治疗。你还嫌他脏，你有点中国人的良知没有？你到底送，还是不送？”

车主勉强答应。大家七手八脚把我抬上黄包车。石富庭又对车主道：“如果路上他出了问题，我不会轻饶你。”

车夫挨了打和骂，把一肚子怨气发在我身上，上了大路就猛跑起来，土石路凸凹不平，车子剧烈震动颠簸。车夫不管我是否难受，拉着车子只顾奔跑。军医在车后紧紧跟着。上前拦住车夫道：“请你慢一点，他是病人，你不能这样不顾病人。”

车夫哪里肯听，仍然一路狂奔。遇到弯道时，他不走弯道而抄近路，从野地里乱石窝里，水坑里直接拉过去。颠簸得我背上的疮剧烈痛疼，鼻子不住地流血。军医跑得汗流满面。又一次喊道：“你等一下。”

车夫停住脚步。军医上前道：“如果你这样不听劝说，病人出了问题，你要负完全责任。你们中国人已经警告过你，他们会找你算帐的。我已经累得跟不上你了。这样，我给开个条子。”说着，军医拿出一张纸，写了几句话后，递给车夫道：“如果你先到医院，就把这条子递进去，会有人出来的。我随后就到。”

车夫接过条子继续赶路，却小心多了。到许家棚医院门口，车夫把条子递了进去。很快，出来几名护士，见我血人一般，有人惊叫起来，一边扶我下车一边叽哩咕噜说着话。有人拿来一副担架，把我抬进了就诊室。打了急救针后，又把我抬进了病房。不一会儿，军医赶回了医院。

医院里很清静，除了几位受伤的日军伤势全愈后仍在这里疗养外，没别的病人。医生和护士们整日闲着，等待回国的命令。只有我来住院，他们才有事可做。

病房里，医生和护士们一阵忙碌。给我脱掉血衣，用湿毛由擦去身上的血主迹后，又用药棉擦遍全身，给我换上卫生衣。下午，护士们在那位军医的指导下，对我背上的十多个疮一一进行清洗，上药。打纱布包。

鼻血止住了，疮痛减轻了。睡在日军的病房里，他们之间的话，我一句也听不懂，他们按时给我送药，打针，给疮换药。按时送水，一日三餐，饭菜可口。

在住院治疗日子里，因为语言不通，没人和我说话。整日静静地睡在病床上，一会儿想起家乡，现在日本人投降了，家乡该是个什么样子呢？一会儿想起妈妈，妈妈，现在你的身体好吗？算来，孩儿离开家乡，离开妈妈已经六年多了。这些年来，你过得怎么样？我知道，你一定在惦念着儿子。儿子也一直在相念着妈妈，特别是夜深人静时。曾记得，我在家时，你是多么地疼爱我，曾记得每当我生病时，你总是四处求医，恨不得把病痛放在自己身上而暗自落泪，曾记得，每当孩儿出行时，你总是暗自祈祷上帝保佑孩儿平安，几年来，儿子不知经历了多少次死难而幸免。我知道，这些都离不了母亲的祈祷和期盼，一会又想起常德的翠英。翠英，你现在好吗？原谅我没有履行自己的诺言。因为军中的事情由不了自己，一切都要听指挥，服从命令。唉，这部队生活何时才时个尽头？

一天，一名日军军官来医院视察，当他来到我的病房时，见我一人躺在病床上，由于不认识，他用日语问医护人员，意思好象是谁收留中**人在医院治病。

那名军医立正点头后，答：“是我同意他来的，他当时病得很重。”

那军官没有再说话。来到我的床前，用中国话问：“你是**哪个部队的。”

我转动了一下身子答道：“92军21师的。”

军官略显不高兴，道：“你们21师收了我们的军火物资。不应该没收我们的粮食。弄得我们生活很苦。这样做，违背了国际公约法。我们要朝上汇报，揭露你们的事情。”

我本想反驳他：“你们日军本不应该侵略中国，你们先违背国际法。”可一想到自己病得那么重，日军的医护人员对我很友善，我受到日本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和护理，才使我的病一天天有了好转。便说：“这事我不知道，我是士兵，只能执行命令。”说完，我起身要走。

那军医拦住我道：“不行，你的病不完全好，你的疗程只少是一个星期。今天是第四天。再说，你的长官同意你在这里治疗一个星期。我们都要遵守这个时间，依你的话说，士兵只能执行命令。你说对吗？”

我无话可说，只好留下。

那军官也没再说话。他来医院不为别的事，可能是通知了医护人员们归国的日期。军官走后，医院里又忙碌起来，都在收拾各自的被包行李，医疗器材。

第五天，不知何故，62团也驻到了许家棚，医院附近。连长祝庆桢来医院看我问道：“怎么样了，朱世学，好些了没有？”

见连长来，我很惊喜，问道：“连长，你怎么来了？我好多了。”

祝庆桢道：“我们也搬到这里来了，就驻在这附近。我来看看你。”

我又一次要出院，道：“连长，你来了，我和你一起回去。”便叫嚷起来：“把我的军衣给我拿来，我要回去。”

那军医坚持道：“不行不行，你还有两天，才满一个疗程，你还没有全愈。”

我和祝庆桢都无可奈何，只好听从军医的意见。祝庆桢道：“那你就继续在这里治疗。嗯，这一点上，日本人是令人佩服的。”他说完，出了医院回连队去。其实，我的精神好多了，也能够四处走动。背上的疮虽然没有全好，但是已经基本没有疼痛了。

第七天早上，我正要喊叫“出院”。护士又送药来。又要打针。医生来说：“中国人，今天是最后一针，打完了，你就可以出院了。”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几天来，只有他和我说话，我没有和他说过一句话。却在默默地接受他的治疗。

中午，一名女护士把我的军衣送来放在床上。我见军衣已经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一阵高兴。正要换上，那护士递给我一张病历表，用中国话说：“你的可以出院了。”说完好转身出了病房。

我迅速脱下卫生衣，换上军衣，没有向任何人道谢和道别，大步出了医院，回到连队。首先去见连长祝庆桢。祝庆桢见我穿着干净的军衣，感叹道：“日本人干事真令人佩服。不光给你治病，还给你洗衣服。真不可思议，这样的人怎么会成为侵略者。那个军医的医德和品德真是高尚。”

听祝庆桢这样说，我猛感到后悔和内疚起来，道：“嘿，给我治病这多天，每天送药端水，又送饭，我的军衣那么脏，给我洗得这么干净，我连一话也没和人家说过，更没说个谢字。”

祝庆桢笑道：“你也太不尽情理了。尽管是侵略者，侵略者中也有好人啦！如果他不来给你治病，来了后，不让你去住他们的医院。只给你治病，不给你洗衣服，难道我们还不依人家不成？你也太小家子气了。”

听了祝庆桢的话，我更加感到内疚和遗憾。当我下午又跑回医院准备弥补过失时，医院已经人去屋空了。

几十年后，每当我想起这段往事，仍内疚于心。日本人虽然战败了，可他们对待一名生病的中**人能精心治疗，耐心护理，这一点，他们没有义务。他们能这样做，了不起。虽然他们在中国犯下了无数个滔天罪行，但能给我治病，作为礼节，我应当说声“谢谢”。特别是那位军医，对于治疗一名异国的军人，是那么执着，那么细心，那么负责任，实在令人钦佩。

却说我回到班里，发现我的行军包不见了。想起里面装着翠英送给我的黑布鞋，一阵焦急。翟一田让我去问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