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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八章 回忆“亢慕义斋”

罗章龙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后，由于得到校方的支持，学校拨出西斋宿舍中两间宽敞的房子，作为学会的活动场所。这套房子，我们都亲切地称它为“亢慕义斋”，其中“亢慕义”是德文译音，全文意思是“*主义小室”（DasKammunistschesZimmer），对内习惯用“亢慕义斋”，或“亢斋”，我们的图书、资料以及对外发出公告，都是用的“亢慕义斋图书”印记。这些图书一部分是由北大图书馆购进转给学会的，大部则是第三国际代表东来后，陆续由第三国际及其机构提供的。

“亢慕义斋”，既是图书室又是翻译室，还做学会办公室，党支部与青年团和其他一些革命团体常在这里集会活动。“亢斋”的地址在景山东街第二院，地名“马神庙”，又叫“公主府”，同校长办公室相距不远，有校警站岗，闲杂人等不得入内。它在校内是公开的。有一个时期守常常到这里工作。

“亢斋”室内墙壁正中挂有马克思像。像的两边贴有一副对联：“出研究室入监狱，南方兼有北方强”，还有两个口号：“不破不立，不立不破”。四壁贴有革命诗歌、箴语、格言等，气氛庄严、热烈。自分得房子后，大家欢腾雀跃，连日聚会。守常也和大家一起朗诵诗歌，表示庆祝，亢斋同人如贺天健、宋天放和我都写诗纪念。

对联“出研究室入监狱，南方兼有北方强”是宋天放的手书，取自独秀和守常的歌句。上联意指搞科学研究和干革命，革命是准备坐监牢的；下联“南方兼有北方强”，意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里，有南方人，有北方人，守常称南方人为南方之强，我们则誉守常等为北方之强，南方之强又加上北方之强，表示南北同志团结互助，同心一德。这副对联概括了当时学会生活奋发图强的精神。

“亢斋”中“不破不立”“不立不破”的口号，反映了北京大学校内的斗争。当时的北大，是新旧思想矛盾集中的地方，一方面代表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如日方升；另一方面，守旧、复古思想其势犹炽，唯心主义、宗教思想也相当活跃北大开唯心论的课，听的人不少，学生中研究印度佛经和老聃、庄子思想的人也很多，许多留日、留英、留美的先生们，也把西洋资产阶级反动思想贩运到中国来，可说是五花八门，样样货色都有。蔡元培当时的思想是居中偏左的，对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人怀有好感。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不把马克思学说立起来，就无法破对方，不破对方，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也打不起来。为了开展思想意识形态的斗争，我们努力翻译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宣传马克思主义。当时也有有利条件，蔡元培先生很强调学习外语，课程安排上，外语比重相当大，有英、德、法、日、俄、西班牙语以及拉丁文，印度梵文等七八种之多，都开了班。我们亢斋的翻译组就是吸收这些外语系的同学，计有三四十人，其中德语有十来人，英语二十多人，俄语四五人，法语五六人，日语也有一些人。此外，还有老师辅导我们。

开始，我们翻译了《*党宣言》和《震撼世界十日记》，还翻译了一些宣传唯物论、进化论的西方科学书籍。这些书当时可以印行，在我们也是个练习过程，锻炼和提高了我们的外文基础和翻译技术。以后，慢慢翻译马克思的著作和十月革命以后的书籍。前后规划有二十种，陆续译成付印，19年由人民社。根据人民社（广州昌兴街28号）通告，该社编译社会主义新书和重版书籍共计48种，其中标明康明尼斯特丛书10种，列宁全书14种，均系亢慕义斋翻译任务。又马克思全书14种，是亢慕义斋与上海、广州同志分任编译的，书中编译者大都用笔名，其它9种亦同。

我兼任德文翻译组长，蔡校长对德文组非常关心，他曾在德国莱比锡（Leipzig）大学修习哲学、历史、美学、文学等课程，他刻苦学习，成绩优秀。回国出任北大校长时，在北大设立了德语系。他对德文翻译极感兴趣，我们最先翻译的一本书是《英马鲁埃·康德传》，接着我们翻译了《*党宣言》，以后又试译《资本论》。对于翻译我们提出三个标准，即：信、达、雅。信，是忠于原著；达，即要用中文通畅地表达出来；雅，还要有文采，要讲究语言修辞。我们德文组先后翻译了《马克思传》、《*党宣言》、《资本论》第一卷初稿，我参加了这些工作，并为执笔人。《*党宣言》原著理论深邃，语言精练。但要达到以上三条标准殊为不易。我们先是就原著反复通读，并背诵一些精辟的段落，不懂的地方就集体研究。然后直译，但译出来后仍自觉不能完全满意。后来，我们在必要的地方试加了一种解释性的文字，使读者明白文章的含义。例如：《*党宣言》第一句是“一个幽灵，*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陈望道译语）对于这句话研究时间很长，觉得怎样译都不甚恰当，“幽灵”在中文是贬意词，“徘徊”亦然。于是加了一段说明文字：“有一股思潮在欧洲大陆泛滥，反动派视这股思潮为洪水猛兽，这就是*主义。”以后，我们译的《*党宣言》中文本油印出来了。由于当时不便公开，同时恐译文不尽准确，只在内部传阅学习。在以后公开发行的《*党宣言》之前，在北京见到的油印本，可能就是这个版本。

《资本论》是巨著。我们的思想理论水平不够，但很想翻译，开始是直译，参加这个工作的有一位北大教授和德文组的同学。这个本子是最早的中文本。我因工作忙碌没有参加译完，但以后仍续译成了。郭大力译的《资本论》是在1938年，这是十几年后的事了。我出国在欧洲还碰到参加译《资本论》第一卷的同志，当时他还继续在做翻译工作。

在1921年前后，我们在亢慕义斋做翻译工作，是因为有以下几个有利条件：

首先是北大有大量新的西文书，可以说，北大是当时中国各大学中拥有进步书籍比较多的地方。

其次，北大有一个相当强大的外文队伍。因当时北大对外语教学很重视，各种外语都有名教授。有的是中国名教授（杨丙辰、辜鸿铭等），有的是外国教授Volker，刚和太等。四十六年前我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