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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铤而走险 走西口(三)

第三节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这是晚唐杰出诗人杜牧在任安徽池州刺史时，所作的《清明》诗。

这首《清明》绝唱，千百年来流传很广，脍炙人口。全诗总共不过二十八字，无一难字，清新俊秀，童叟皆知，好似一曲动听的歌谣。但细细品味起来，却又寓意深远，言外有意，又好似一樽美酒，淳香自在其中。

然而，诗人当时所描绘的乃是江南清明景色。

在其一千多年以后，我为了谋生，远走塞北荒漠，时值一年一度的清明，所见到的却是另外一番情景：

清明时节起沙尘，大漠行人欲断魂。

借问栖身何处是？狂风怒吼使人愁！

可能是因为今天是清明上坟恸哀的日了，列车上乘客很少。

走进第十二号车厢，在原有的一百多个座位上，满共只有十几个人，同时还原剂横七竖八地躺在座位上打瞌睡。

我找了一个靠右手临窗的座位，把东西放在行李架上，而后坐下休息。

此时火车夜间运行，它的方向与我来时恰恰相反，而是逆黄河流向，顺着贺兰山的走势南下。

我头枕小包，心乱如麻，难以入睡，苦闷，惆怅，彷徨，焦急，忧虑我的心情烦闷到了极点！

――此次塞外之行，千里迢迢，无果而回。若回到西安，派出所再不准我落户，我又到何处去呢？没有户口就没有口粮供应，更谈不上工作了，也就意味着一个正常人失去了最起码的生活条件和最基本的生存权利。我将怎么生活？难道我一个地球人还能到外星上去生存吗？！想到貌似公正的范警官视我为阶级异已，恶言相待，冷若冰霜的脸色时，我不禁心有余悸！

据我所知，当时在我们国家里有两种人将被取消户口和口粮供应。一是正常死亡――老死、病死，二是死于非命――事故死亡或因触犯了法律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而被执行极刑的人，他们的户口及口粮供应才会被公安机关随之给一笔勾销。

就连当时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也不过在城乡他的所在地，戴着“帽子”被当地的革命群众监督改造，但仍然保留着他的户口和口粮供应。

他们之中有的被逮捕，被判刑投进监狱或被押送到边远荒凉的劳改农场服刑劳动改造，但他们的户粮关系仍被当地的公安部门迁转到他的服刑单位，即使这样的人也还没有失去他的户口和粮食关系，仍然保留着人的最低生活水准――劳动改造，劳动管饭的待遇。

在汉语词汇中有个“名存实亡”的成语，是指名义上还存在实际上已经消亡的意思。

我此时却落了个“名亡实存”的下场，人还活着竟然在户粮关系的迁移中被公安部门（派出所）以其政治借口无理地拒绝落户，而超过时限被作废。

以至于后来，我无处存身，孤单的像一个苦行僧一样到处流浪四处奔波，先是飘泊到塞北大漠，而后又展转到青海西宁，最后孤苦伶仃地流浪到新疆，目的是希望寻找一份工作，能以吃饭活命的地方，这是后话。

火车继续在夜间运行，气温下降，车厢里很冷，我蜷缩在座位上，感到头痛欲裂，身上发烧，分明是清明上路碰到这种鬼天气，受凉感冒了。

此时我到哪去找药？只能无奈地忍受着疾病的折磨，痛苦地坚持到天亮后再说。

到了凌晨，我已痛苦不堪。一夜高烧使我口干舌燥，面红耳赤，头昏脑胀，四肢酸疼，嘴唇上都烧起了泡，我昏昏沉沉地躺在车厢里，仿佛要死了的一样……

“喂！醒一醒，你是不是病了？”一位乘务员大姐在问我。

我睁开双眼，痛苦地点点头。

她用手摸了一下我的额头后说道：“你在发烧，我去拿温度计给你测一下体温。”

转来给我量了体温，结果是摄氏39.2度。

她大吃一惊，并把列车长喊来。他们给我送来了一包止痛散和两片ABC，为我倒来了开水，吩咐我吃药。

幸亏有他们的救助，才使我病情有了好转。

由于我平时很少吃药，这次生病虽然只吃了乘务员大姐和列车长送来的一点常用药，但却收到了奇迹般地疗效。

待我二次醒来，火车已经驶过了银川。头痛已经减轻，烧也退了许多，身上感到轻松了许多。

此时已是早晨八点，车厢里正在播放着“学习雷锋好榜样”的歌曲，乘客们都在忙于洗漱和购买早饭。

而我身上只剩下十一元钱，到了兰州还要花九元钱买一张去西安的车票，余下的两元钱才是我这几天的饭钱。我必须压缩开支，节约使用，计划每天用去四两粮票，两角钱买上两个烤饼，上午吃上一个饼，下午吃上一个饼，然后再多喝些开水，维持住半饥半饱的状态就行了。否则，我就回不到西安。

我打了一杯开水，回到座位上无聊地隔窗朝外观望，竟然奇迹般地发现在铁路的右前方，有一片面积大约几平方公里的湿地。黄沙包围的湿地上有野草、有芦苇、有湖泊、有相互连通的沟渠。在湖的一侧建有几排土房，房的前面便是一块块的稻田，田地里有几十个身穿黑衣被武警看管的人，正在忙碌地平整土地。

这时坐在我旁边的一位乘客对我说：“这里是一个劳改农场，他们要尽快地平整土地，修渠灌水，赶到谷雨前后粑田插秧，种植水稻。”

突然间，我鼻子一酸，心里一阵悲怆！

此时，我的处境从某些方面来讲，连个劳改队员都不如。

劳动改造应该说也是一份工作。犯人们在此虽然受到公安人员的管制，失去了人身自由，但他们还是在政府的关注和管教人员的监督下进行改造的他们仍旧持有户口及口粮供应，每天劳动改造，并有饭吃、有衣穿、有屋住。在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感化下，他们可以立功，重新做人，获得新生，刑满后甚至可以给安置一份工作。

而我是什么？既不是工人，也不是农民，因无劣迹更无条件成为一个管吃、管住、管工作的劳改队的队员，充其量也只能算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所制的“居民户口薄”上连名子都没有的“名亡实存”的一个盲流。

此时，车厢内的喇叭又在播放着革命歌曲“骑马挎枪走天下，祖国处处是我家……”

我一个连户口和口粮都没有的人，家又能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