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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铤而走险 走西口(四)

第四节
1963年4月6日的傍晚，我由内蒙回到兰州。这里是我途中经过的大站，人生地不熟，无亲无故，下了火车我只有滞留在车站的售票房里，在此等候购买次日返回西安的车票。

此时，皋兰山脚下的火车站灯光昏暗，冷冷清清，大六门朝西的售票房内旅客寥寥可数。

我孤独地坐在一个角落里，心情苦闷，怅然若失，不知何去何从？为了消磨时间，我从挎包里掏出一本《唐诗三百首》翻出了李白的《行路难》（其一）：“……欲度黄河冰塞川，将行太行雪满山。……行路难，行路难，多岐路，今安在？”

看到此句，我一阵心酸，差点落泪！

突然门口一片喧哗，由外面进来三、四十个与我年龄相仿身着军装，足蹬皮鞋的青年男女。他们簇拥在售票窗口的前面，在等着领队给他们买票，有的抽烟、有的吃糖、还有的在嗑着瓜子，说说笑笑，个个都是春风得意的样子。

他们的光临，顿时使冷清的票房里棚壁生辉，沸腾起来。

从服装和言谈举止上来看，他们可能是某部队的文艺兵，在此乘车到外地执行演出任务的宣传队。

此时我与他们相比，可以说是相形失色，具有天渊之别。

彼此虽然都是同龄人，一个是光荣的人民解放军文艺战士――时代的幸运儿。而我眼下却是一个没有户口、没有工作、没有饭吃，几乎要沦落为兰州街头的乞丐。

然而，这是命吗？否。但又是什么呢？！

假如不是天灾**，当年凭我的学习成绩，还是可以考上某所大学的，现在不是正在攻读本科吗？

是我笨？是我蠢？是我没能力考上大学？记得当初上中学的时候，有几个让我看不上眼的笨如“八戒“，但却会耍小聪明，阿谀奉承，批斗起“右派”瞳孔里都会冒出火来的政治积极分子，不是有的也堂而皇之地走进了大学校门吗？

而我在六零年，因穷困和同情“右派”落了个在高中二年级被迫辍学的下场。

――假如，在1959年春季，我被合肥艺校或安徽电影制片厂招去，也可能会成为一名出色的演员；倘若我在初中毕业时，应征入伍到杭州空军某部当兵，我可能现在还在服役……也不至于后来搞得这么的狼狈，说不定比眼前的这些文艺兵们春风得意，还要风光。

然而，历史中没有假设，人生里不存在如果，唯独写下的是既成的事实。

此时，我几乎成为一个流落在兰州街头，山穷水尽，走投无路，吉凶难测的流浪汉……

一声哨响，正在谈笑风生的文艺兵们立刻鸦雀无声，排成一队被他们的一个中尉军官，带着进了站，登上一趟特快列车离开兰州。

票房里仅剩下三、五个旅客，一下又恢复了原来的寂静。我到哪里去？回到西安户口就能落户吗？歌词“祖国处处是我家……”，但是一个没有户口的“黑人”哪里敢收容我？哪里又能是我的家？

我再次陷入到痛苦、惆怅、彷徨、焦虑的思索中……

突然，我想起了初中时期的赵振江同学，他不是在1958年大跃进时，报名支援西北建设，来到清海省西宁市机械厂工作的吗？后来在我上高中他返乡探家时我们还见过面。当时他说，刚到青海工作不久，西藏发生了叛乱，厂里动员青年参军，他便报名应征入伍。在西宁换了军装训练了一个星期，就坐上卡车沿着青藏公路开赴西藏，走了将近半个月才到达拉萨。

此时，**已经逃亡印度，西藏叛乱已经接近尾声，但还是有少数的藏民被叛军头目挟制到大山里负隅顽抗。于是解放军部队卡住要道，封锁山口，展开政治攻势，用喇叭喊话，宣传党的政策，劝其缴械投降。但对面相距几百米的山坡上却响起了“?……?”的枪声。

一天中午，连里伙房改善生活，吃红烧肉大米饭，饭后他却喝了一些凉水。下午轮班值勤，进入战壕不到半个小时，他的肚子就疼了起来急于大便。班长命他到战壕后面去拉屎，以免臭人。

他爬上沟顶，屁股刚撅到外边屎还没拉完，就听到一声枪响，他应声便滚了下来，双手捂着屁股，鲜血直流，疼得他直叫唤。

卫生员马上对他进行了包扎，转送到后勤医院取出子弹，疗养了三个多月伤才痊愈。此时，叛乱已被平息，他作为一名“荣誉军人”提前转业，又回到西宁机械厂工作。

在他探家时，又曾对我讲过：“他娘的！叛匪的叉子枪打得准的很。”说着他解开裤子，还让我看他的屁股上留下一个枣大的猩红伤疤。此疤也成了他平定叛匪，光荣负伤的印证。

“对就到他那去，青海高原地势较高，人烟稀少好找工作。”我自言自语地说着。我改变了返回西安的打算，如果到西宁能找到工作我还回西安干什么？于是我用了两、三块钱买了一张去西宁的车票，在当天夜晚由兰州便去了西宁。

火车由兰州站开出，向西行驶经河口南，沿湟水过民和、乐都、平安等地县，全程不超过三、四百公里，赶到天亮便来到了西宁。

西宁是一座美丽的高原城市。东关有著名的清真寺，建于明代。塔尔寺距城15公里，为我国著名的喇嘛寺院，是喇嘛教黄教的创始人宗喀巴的诞生地。大经堂是寺内最大建筑，为藏式平顶，平顶上有镀金铜瓦、金顶、法轮等。酥油花、堆绣和壁画被称为塔尔寺“三绝”，吸引了无数人前来观赏。

“没吃少穿受饥寒，有钱无事爱游玩”，当时我一个急于寻找工作，解决吃饭问题的流浪者，哪有这些闲情逸致，也没钱游看。

下了火车，我匆匆忙忙地走出车站。但我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更谈不上西宁机械厂在什么位置了？街上多为少数民族，因说话不附当地口音，上前问路这个瞪眼，那个摇头，我竟在车站前面转了几十分钟还是没问出个所以然来。最后问了一个交警，他才把乘车线路给我讲清楚了。

当我来到西宁机械厂时，已经是上午十一点多，马上就到了中午下班吃饭的时候了。

我走进传达室，向一位值班的老同志询问：“请问师傅，赵振江是否在这里工作？”

“你是他什么人？”他抬起头来吃惊地望着我。

“我是他同学。”

“他已经不在这里工作了，调回老家去了。”

他的回答如同晴天霹雳，对我当头一棒，我脑袋一蒙差点没昏倒。

老师傅给我倒了一杯开水，让我坐下先休息一会。

在交谈中，我知道了这位大叔姓李，他是在解放前因黄河发大水，由中原老家逃荒到兰州，后来又调到西宁。在此生活了二十余年，岁数大了厂里安排他在传达室工作。当时他对我的遭遇十分同情，并到职工食堂打来饭菜留我吃了午饭。

在此已无意义。饭后我向那位大叔再三道谢，便离开了机械厂又回到西宁火车站，等候乘坐下午的火车返回兰州。

从而，结束了我这一次冒然来到西宁谋求工作的“美梦”。

“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

破帽遮颜过韶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

…………………………………………

此时我想起了鲁迅的《自嘲》诗，我怀疑自己是不是也交上了“华盖”运？要不然为什么总是这样倒霉？上路单碰连阴雨，行船偏遇挡头风，求人相助人调走，竹篮打水一场空……

我又想起了以前在亳县给我算命的那个枯老头，他说我犯了什么“煞星”，欲要摆脱霉气必须西行。

我已向西来到了西安，继续向西来到了兰州，到了宁夏，到了内蒙，折回后今日再次来到了青海西宁，不仅没见什么转机，不是还是那么“煞”么？

难道我非得像《西游记》中的唐僧一样，不西行到“西天”，不经过九九八十一次磨难，不可修成正果，不能取上“真经”吗？

我想起过去，我想起自亳县户口迁出的坎坎坷坷，想起目前的一些挫折，突然一阵心酸，暗自在这儿落下了热泪。

世界上有一种低贱的动物。譬如狗，它本属于狼类的食肉动物，自由高贵，桀骜不训，不知何时乞怜于人食起人间烟火，开始对家巢依恋起来。与人共舞，为之效力，为这服务，方得一点残羹剩饭以此活命。但有时稍有不慎，没尽其责，便被棒打出门，流落到荒郊野外，挨饿受冻，一旦不堪荒野的凄凉，又想起了它的旧窝老巢。回去就好了？相安无事再没有危险了吗？它却只顾眼前，管不了那么多了！我大概就是这样的物类，先是流浪了塞北大漠，转来又跑到青海高原，历尽千心万苦，最后还是要返回原本就不是我能待的西安古城。

我是一个没有多大出息的人，缺乏一种另人可贵的骨气。倘若我身上再多一些敢于流浪的因子，也许更能接近一个完人。

当天我由西宁返回到兰州已经很晚了，住店不仅需要花钱还要证明，二者我都缺少，只有再走进车站售票房休息。

此时因为售票时间已过，售票窗口关闭，灯光昏暗，旅客稀少，房内只有几个为了省钱不去旅社，而在此凑乎过夜到次日早上买票的旅客。他们在票房的水泥地上铺着一张旧报纸，或靠或卧的凑乎着睡觉。有的在说梦话，有的打着呼噜，鼾声如雷，白天售票的票房到了夜晚竟然变为这些人的“客房”。

我走到里面一个角落，从挎包里拿出一张旧报纸铺在地上，也像他们一样躺在地上休息。我头枕小包，翻来覆去地在为返回西安的车票而犯愁。

三天前我由内蒙乌达站上车身上只剩下十一块多钱，到了兰州竟冒然去了一趟西宁，往返车费又花去了五块多钱，现在身上仅剩下六元钱。而由兰州到西安的车票需要九元，几天里就是不吃不喝也无法回到西安。此时我囊中羞涩，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过不了几天就会流落兰州街头……

突然，门外一阵喧闹，打外边进来一个身材矮小，面似猿猴，一个身体干瘦、腰弯背驼的年过花甲的老汉（乞丐），后面跟着三个八、九岁衣服褴褛，蓬头垢面，靠白天捡破烂为生的孩子。到了晚上他们便一起来到火车站售票房里睡觉。进了房子他们一个个高兴得像远征的凯旋归来的“将士”，在我对面的一个角落里，席地围坐，摊开一张报纸，随后各自从小包里，或者怀里掏出他们一天的“收获”――有饼子、有馒头、有梨子、有苹果，还有别人啃过扔掉的肉骨头。然后这些二老、三小，相互推让，有说有笑，津津有味的大吃大嚼起来，分享着他们乞讨一天所得的食物。他们之间没有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更没有事业成败的大喜大忧，只有一种不辞辛苦，讨来食物大家一起填饱肚皮的一时喜悦，也就是常说的“黄连树下弹琵琶――苦中有乐”的情调。

一会一堆食物被他们一扫而光，随之乞丐们就心满意足地倒地而睡，无忧无虑地进入了梦乡，等到天亮再去迎接新的一天乞讨（据说“三年自然灾害”中，甘肃部分地区灾情较为严重，曾经发生饿死人的事情。）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和孤儿，他们为了生存，为了活命，唯一的生存手段就是捡点破烂，或沿街乞讨，得到一些好心人的同情，给上一点食物而活命。民以食为天这又有什么丢人和可以指责的呢？他们何罪之有？

妓女出卖**为了金钱，难道政客出卖灵魂不是被名利所驱吗？为什么不笑娼妓，不笑政客而只笑贫穷呢？我不得而知。

我在一旁望着他们乞讨一天后分享食物的快乐场面，暗自感到我在困境中生存，延续生命的能力还不如一帮乞丐，但我又不愿与他们为伍。过去的磨难和眼前的困境，仍没有让我正视现实，丢掉一个小知识分子的虚荣心――宁愿饿死也不向他人乞怜，决心做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饿死鬼”。其实，这个性格就注定了我的命运，势必比这一群乞丐还要可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