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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谷轮回之所

() 来源@倪方六
近rì，这条消息引起了不少女xìng的注意：在北京新公厕标准中，拟将男女厕位比例将从现有的1:1，改为1:2左右，计划于2013年实施。北京此举算是破天荒，在中国厕所史上，古代也很重视公共厕所的建设。公厕何时分出男厕女厕的？

早期公厕多建在道路旁

——先秦民厕“垣高十二尺以上”

不必讳言，厕所与食堂一样，是人们每天都要去的地方。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称，“厕，清也。”意思是，厕所是清除污物的地方。厕所有公厕和私厕之分，学术界有一种观点，最先出现的应该是公厕，而非私厕。公厕，又叫官厕，中国最早的一种公厕，是建于道路旁边的厕所，即所谓“路厕”。

《周礼·天官》中有这样的记载，“宫人，掌王之六寝之修，为其井匽，除其不蠲，去其恶臭。”这句话的大概意思是，宫人专门负责给周王打扫房间卫生，建厕所，清除不洁之物，消除臭气。

所谓“匽”，就是古代的厕所，它又称“偃”。依东汉学者郑玄注解，匽，就是路厕。清代学者王念孙则认为，“井匽”是隐蔽的厕所。这两种解释其实并不矛盾，即便建在路边的厕所，也是讲究隐蔽的，最简单要有一道围墙做拦挡屏障，不然有伤风化，成何体统？

先秦时代的公厕有具体的选址和建筑标准。《墨子·旗帜》中称，“于道之外为屏，三十步而为之圜，高丈。为民溷，垣高十二尺以上。”所谓“屏”，就是围墙作厕；“溷”，则是古人对厕所的另一种叫法。

墨子生活年代的公厕，应该是一种标准化厕所，规格统一：围墙周长“三十步”，越过了40米；高一丈，超过了2.3米。这是供军人使用的厕所，如果是民厕，围墙增高，达一丈二，越过了2.7米。厕所有这么高的围墙，想偷窥是很困难的，可见中国古人很有心，充分考虑到了**保护。

从“民溷”一说中还可知道，古代厕所除了建在路边，还流行建在猪圈附近。“溷”，即猪圈旁边的厕所，这种厕所选址理念古今通用。《汉书·刘旦传》记载，燕剌王刘旦在谋夺皇位失败前，从家里厕所中跑出了一大群猪，被视为“凶兆”，凶兆背后反映的，是厕所与猪圈建在一起的社会风俗。

汉代已有水冲式座厕所

——“颇与今rì之洋茅厕相类”

《墨子》中所记，仅是古代一个时期厕所外部规划情况，对于内部设计、粪坑形状等信息，并没有交代。从史料上看，周代时的厕所内已设漏井，秽物可自然落下池内，近代学者尚秉和在《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厕溷》就此认为，周代的厕所“颇与今rì之洋茅厕相类”。

这个说法有稽可查，并非虚言。西汉司马迁《史记·万石君传》（卷一百零三）中，有这样的记载：汉初大臣万石君之子石建，当官后，每次休假回家看望老父亲，必先去佣人的房间询问父亲的情况，并“取亲中裙厕牏，身自浣涤”。

这里的“厕牏”，系一种将木头中间凿空，以盛粪便的亵器，其具体结构和功能与与现代马桶类似。石建亲自给老父亲洗内衣，涮马桶，而不让仆人动手，可见他是一种大孝子。

现代考古已发现了不少古代厕所。在河南商丘芒砀山梁孝王刘武墓中，便发现了一处卫生间，房间里有一套完整的石质座便器，可以用水冲洗。此厕距离2000多年，被认为是中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水冲式厕所。

2009年，笔者曾顺便前往芒砀山，考察了梁孝王墓。看到，在座便器的正后方墙上，还凿出了一条冲厕的水管，蹲位旁边还有石质扶手，设计相当人xìng化。后来，在满城陵山中山王墓中、徐州狮子山、驼篮山楚王墓等个已发掘汉墓中，笔者均看到了“厕所”，只是豪华程度不等。值得注意的是，厕所旁边往往还有配套的“浴室”，显示出时人先进而又科学的卫生观念。

梁孝王墓中的厕所，应该属于私厕一类，相当于今有钱人家的高档卫生间。古代普通厕所应该不是这样，从史料上看，一般是挖出一个很大很深的坑，筑墙围成厕，俗称“茅厕”、“茅房”。《左传·成公十年》中有这样的记述，晋侯“将食，张，如厕，陷而卒”，晋侯即晋景公，他在吃饭前觉得肚子涨，上厕所，结果一不小心掉进粪坑里，淹死了，可见粪坑之深。

西晋豪厕被误为主人卧室

——明高级厕所“不闻有秽气也”

发展到后来，厕所越来越讲究,出现了不少豪华厕所。如在晋代，一些贵族家的厕所简直就别墅，现代五星级厕所也没有那样讲究。据《晋书·刘寔传》记载，西晋超级富翁石崇家的厕所，便是超级豪厕，装璜考究，“有绛纹帐，裀褥甚丽，两婢持香囊”。如厕者方便后，还要换上新衣服。刘寔是当时的朝中重臣，他都没上过这样的厕所，误以为进入了石崇的卧室。刘寔不习惯，最后找普通厕所方便。

东晋大将军王敦，当年第一次上妻子武阳公主（晋武帝司马炎之女）家厕所，还因为太豪华讲究，而闹了大笑话，被南朝刘义庆收录于《世说新语》“纰漏”卷中。当时厕所内放着干枣，这是用来塞鼻子的，王敦以为是供如厕食用的，结果将枣子全吃了。出厕所后，婢女端来洗手的肥皂水，结果他当茶水一饮而尽。

石崇、武阳公主家的厕所属于私厕，豪华公厕在古代也有。明末清初佚名小说《掘新坑悭鬼成财主》中，主人穆太公盖的厕所，便可以说是一种乡村豪厕。

穆太公是浙江湖州乌程县的农民，在家里建了三间厕所，里里外外粉刷装璜一新，比乡人的卧室还干净、舒适。又请人题诗作画，张贴于厕壁上，“登一次新坑，就如看一次景致”。凡来上厕所的，还可免费得到手纸。

穆太公建的公厕很高级，服务又好，久而久之，打出了“新坑穆家”厕所品牌，不少女士也想上这样的厕所，询问有无女厕。为满足需求，穆太公又盖了一间女厕所。穆太公建这么好的厕所，原来仅为收集粪便，他看准了“厕所经济”，靠卖大粪发了大财。

虽然“新坑穆家”是小说描写，但并没有脱离现实。在明代，穆太公家的厕所其实并不算什么，还有更高级的高档厕所。明人顾元庆《云林遗事》便介绍过这种厕所：“其溷厕，以高楼为之，下设木格，中实鹅毛。凡便下，则鹅毛起覆之，一童子俟其旁，辄易去，不闻有秽气也。”

汉代厕所已经分男女

——明军营约50人“开厕坑一个”

古代厕所，在很多时候男女共用，只讲“先来后到”，这种情况在现代也存在。但男女毕竟有别，特别是公厕，如果男女共用，显然是很不方便的，更谈不上**保护。随时人类文明的进步，自然而然，厕所便有了男女之分。

厕所具体何时候分出男女的，史料上并没有明文记载。从现代考古出土物来推断，至迟在汉代，厕所已分男女。

在陕西汉中市汉台区，从一墓中曾出土了一件西汉末年王莽时期的明器“绿釉陶厕”，这座陶厕有房顶，从山墙一侧开有两个门。厕所蝒有墙分隔，门外亦有一道短墙，将左右隔开，区分出男厕与女厕。

除男厕女厕连体设计外，考古中还发现一种隔开式设计，即男厕与女厕之间隔开。中国农业博物馆藏品中，有一件汉代陶厕便是这种设计，厕所与猪圈建在一块，猪圈两边各建一个厕所，分析便是男厕与女厕。这样设计的好处，一是可减少误入，二是可避免男女同时如厕会面时的尴尬，比绿釉陶厕两门紧靠一起的并列设计要合理。

但男女厕位比例上，古代女厕位不会多于男厕位，不言而喻，这是古代女xìng外出活动少，社会活跃程度低的反映。现在北京市计划男女厕位按1:2来设计，便折shè出相反的时代风貌，女xìng的社会角sè已“翻身”了。

对厕所数量，古人依人口比例来考虑，明戚继光《练兵实纪》一书里，便透出这种规划理念。其卷七中，是这样规定军厕数量的：“每马军一旗（每旗辖三到五个队，每队11人），每车兵二车(每车24人），各开厕坑一个，于本地方。”即在戚家军营内，生50人左右建一厕所。

汉代出现“厕所管理员”

——清代出现收费公厕“入者必酬一钱”

既然有公厕，就需要管理者，即俗话说的“看厕所”，特别是在城市，厕所卫生事关整个城市环境。

《周礼》中出现的“宫人”，其实就是厕所管理员。传说中最早一位有名有姓“看厕所的”，是淮南王刘安。刘安是汉高祖刘邦的孙子，《太平广记·神仙》（卷八）“刘安”条转引《神仙传》称，刘安死后升天途中，遇到天仙时犯了“大不敬”，结果被告到天帝那里。本来应该赶出仙境的，后经八公说情，“乃见赦，谪守都厕三年。”给天庭看了三年厕所后，刘安才成了长生不老的仙人。

显然，这是一个神话传说，刘安死后是不可能看厕所的，但却反映了古代厕所有专人管理的事实。

在清代，公厕管理有了新的变化，出现收费厕所。这与现在北京增加公厕中女厕位比例一样，在当年也算是一桩新鲜事。

《燕京杂记》记载，当时“北京的公共厕所，入厕者必须交钱”。交多少钱呢？“入者必酬一钱”。交钱才可入内，并可拿到两片手纸。“一钱”，即一文钱，在当年的苏北，25文可以买到一斤鲜鱼，可见那时běi jīng厕所收费还是贵的。

因为有利可图，社会上出现了私人开公厕的现象。为了揽“生意”，增加营业收入，厕主往往还会做广告，在厕外张贴大幅吸引人的布画，竖一大广告牌，上书“洁净毛房”这类字样。厕所里面还会摆上小说等书籍，供如厕者阅读，争取“回头客”。

厕所收费，是通过经济手段管理公厕的一种方式。但厕所收费也有负作用，不少人干脆不上厕所了，“人都当道中便溺”，以致过去的北京城卫生很糟糕，连打进来的八国联军都看不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