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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纯属偶然

所有的一切，都是偶然。偶然的灾荒，偶然裁掉驿站，偶然的地点。如果其中任意一个偶然没有发生，也许就不会有最后的灭亡
山东的叛乱是个麻烦事，但要看跟谁比，要跟西北比，就不算个事。

据说朱元璋当年建都的时候，曾经找人算过一卦，大致内容跟现在做生意的差不多，比如这笔生意能做多少年、有什么忌讳等。

据说那位算卦的半仙想了很久，说了八个字：

始于东南，终于西北。

朱元璋建都南京，就是东南，按照这句话的指示，最后收拾他的人，是从西北过来的。

这句话看起来很玄，实际上倒未必。这位半仙懂不懂算卦我不知道，但他肯定是懂历史的，自古以来，中原政权完蛋，自己把自己折腾死的除外，大多数外来的什么匈奴、蒙古，都在西北一带。

但就崇祯而言，肯定是不信的，因为对明朝威胁最大的，是后金。而后金的位置是东北，就算是被灭了，也是始于东南，终于东北。

参考消息

始于东南，终于西北

“始于东南，终于西北”这句话原为司马迁所言，载于《史记·六国年表》，“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熟。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意为某个掌控性的人物或政权，都是从东南发起，而在西北方取得最终成果。

但事实告诉我们，算卦这种事，有时是很准的。

西北很早就有人闹事了，但原先并不大，最多就是几十个人，抢个商铺，拿几把菜刀，闹完后上山当匪，杀掉的最高官员，也就是个知县，如果混得好，没准儿将来还能招安，当正规军。

但到崇祯元年，事情闹大了。

整个陕西、甘肃一带，民变四起，杀掉知县，只能算起步了，个别地方还干掉了巡抚，而且杀完、抢完且不散伙，经常到处流窜，到哪儿抢哪儿。

这种团伙，史书上称之为“流贼”。

流贼的特点是，四处跑，抢完就走，打一枪换个地方，组织性不强，昨天抢完，今天就走，可以；昨天被抢，今天加入抢别人，也可以。成员流动性很大，但都有固定领导团队。

当时的西北，类似这种团队有很多，优秀的团队管理者也很多，但久而久之，问题出现了，由于成员流动性太大，且没有固定办公场所，团伙成员文化又低，天天跟着混，时间长了，很难分清谁是谁。

为妥善解决这个问题，团队首领们想出了一个绝招——取外号。

所以在崇祯元年，陕西巡抚呈交皇帝的报告上，有如下称呼：

飞天虎、飞山虎、混天王、王和尚、黑杀神、大红狼、小红狼、一丈青、上天龙、过天星。

全是外号。

取这样的外号，是很符合实际需要的，毕竟团队成员文化比较低，你要取个左将军、右都督之类的称号，他也不知道是啥意思，而且这种外号，大都是神魔鬼怪，叫起来相当威风。

至于这上面提到的诸位神魔到底是谁，别问我，我也不知道。

鉴于该行当风险很大，且从业者很多，要是运气不好，刚入行，把外号取好就被干掉，也很正常。而且许多外号由于过于响亮，使用率很高，经常是几个人共用一个外号，要搞清楚谁是谁，实在很难。

无论叫什么，姓甚名谁，其实都无所谓，说这么多，只是要你知道，当时的西北，已经不可收拾。

按一般史书的说法，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明朝末年，朝廷腐败，经济萧条，贪官污吏，苛捐杂税数不胜数，民不聊生，于是铤而走险。

这种说法，就是传说中的套话，虽说不是废话，也差不多。

因为事实并非如此。

参考消息

流贼

流贼，指的是四处流窜的盗贼。《明史》有云“盗贼之祸，历代恒有，至明末李自成、张献忠极矣。史册所载，未有若斯之酷者也。”可见明朝灭亡和李、张等流贼有极大关联。不过，当时内宦外臣等人私心甚重，不以治国为首要，反而倾轧相斗以胜者为荣。正如《明史》所说：“是故明之亡，亡于流贼，而其致亡之本，不在于流贼也。”

明末资本主义萌芽

很多人并不知道，明朝末年的民间经济并没有萧条，比如东南沿海，经济真是没法再好，开生意做买卖，相当红火，大家齐心协力，正在搞资本主义萌芽，萧什么条？

赋税也没多少，以往两百多年，官田的赋税，只有百分之十，民间地主的赋税，最多也就收百分之二十。后来开征三饷也才到百分之四十。当然，个把地主恶霸除外。

西北之所以涌出这么多英雄好汉，只是因为崇祯的运气不好，遇到了一件东西。

《中庸》有云：国之将兴，必有祯祥；国之将亡，必有妖孽。

其实遇到妖孽，倒也没什么，毕竟还有实体，实在不行，找人灭了它。

崇祯遇上的，叫做灾荒。

翻开史书，你会不禁感叹，崇祯同志的运气实在太差：

崇祯元年，陕西旱灾。崇祯二年，陕西旱灾。崇祯三年，陕西旱灾。

崇祯四年，陕西旱灾……

灾荒之后，没有粮食吃，就是饥荒。

没有粮食吃，就吃人。

对受灾的人而言，吃人，并非童话。

据说当时西北各地的小孩，是不能四处乱跑的，如果没看住，跑了出去，基本就算没了。

注意，不是失踪，是没了。

失踪的意思，是被拐卖了；没了的意思，是被吃了。

据说，当时还有人肉市场，具体干什么买卖，看名字就知道。

说这么多，只想告诉你，这并不是童话，也不是神话，而是真话。

既然有灾荒，朝廷为什么不赈灾呢？

参考消息

《明史》中关于崇祯年间旱情的记载

崇祯元年夏天，畿辅大旱，赤地千里；崇祯三年三月，大旱，崇祯帝亲自祈雨；崇祯五年，杭州等三府从八月开始至十月下旬都没有雨；六年，京师、江西旱；十年，京师无雨、江西大旱；十一年，两京、山东、山西、陕西旱；十二年，畿南、山东、河南、山西、浙江旱；十三年，两京、登、青、莱三府旱；十四年，两京、山东、河南、湖广、宣大遍地旱。直到崇祯十六年，仍然旱情不止，祈雨不至。

答案很简单，没钱。

此前有个经济学家对我说，明朝灭亡的真正原因，是没钱。

我表示同意，财政赤字太多，挣得没有花得多，最后垮台。

但他看了看我，说：“我说的没钱，不是没有收入，是没钱。”

有什么区别吗？

然后，他讲了一个小时，再然后，我翻了一个月的经济学，明白了区别。

我很想从头到尾，把我明白的事情告诉你们。但如果这样做，我会很累，你们也会很累，所以我决定，用几句话，把这个问题说清楚。

明朝灭亡，并非是简单的政治问题，事实上，这是世界经济史上的一个重要案例。所谓没钱，是没有白银。

因为没钱，老百姓就要想办法变卖一切能卖的东西，最后连房子都卖光了，居无定所，就成了流民。在明代，流民问题始终困扰明朝政府。明末农民失业，卖掉土地的极多。民间土地买卖一般由卖方找中介人寻求买方，三方在一起议定价格，写成合约，写明业主姓名、卖地原因、土地编号、面积、四至、议定价格、付款方式及买方姓名等。由三方签字画押，加政府官印，合约即可生效。

明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之一，到崇祯接班的时候，商品经济已经十分发达，而商品经济十分发达的标志，就是货币。

明朝的货币，是白银。

简单地说，没钱的意思，就是没有白银，没有白银，无论你有多少经济计划，有多少财政报表，都是胡扯淡。

举个例子，陕西受灾，朝廷估算，要赈灾，必须一百万两白银，但是就算你把皇帝的圣旨拿到陕西，也换不来一两银子，因为没有白银，所以无法赈灾。

好了，下一个问题，为什么没有白银。

先纠正一下，不是没有白银，而是白银不够。

为什么白银不够？

这是个很复杂的经济学问题，我不太想讲，估计大家也不太想听。但不讲似乎也不行，简单说两句。

用大家都能明白的话说，就是白银有限，朝廷用掉了一两白银，未必能挣回来一两，加上我国人民，素来以勤俭节约闻名，许多人拿到真金白银，不喜欢花，要么存在家里，要么熔掉，做几个香炉、人像之类的，还能美化环境，所以市场上的白银越来越少。

更重要的是，明朝的商品经济实在太过发达，经济越发达，需要的白银就越多，可是白银就那么多，所以到最后，白银就不够用了。这种现象，在经济学上有一个通称——通货紧缩。

我知道，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不用纸币？

很好，如果你提出这个问题，说明你很聪明。

但我要告诉你，在你之前的六百多年，有人问过这个问题。这个人的名字，叫朱元璋。

参考消息

通货紧缩

通货紧缩是与通货膨胀正相反的一个概念。通货膨胀是指国家机构供应货币大于市场需求导致货币贬值物价上涨；而通货紧缩则指流通货币小于市场需求而令人手中的货币减少、购买能力下降，致物价整体下降，商业、企业等债务累加造成经济危机。

六百多年前，他就想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开始发行纸币。

在经济学中，有这样一句谚语：棍棒打不垮经济理论。

这句话的通俗意思是，无论你多牛，都要照规矩来。

朱元璋就是牛人，也要按规矩来。虽然他发行了纸币，一千、一万都印过，可惜的是，几百年来，大家还是认白银，就不认纸币，再牛都没用。

这个问题到此为止，多余的话就不说了，你只要知道，崇祯同志是想赈灾的，之所以赈灾不成，是因为没有钱，之所以没有钱，是因为没有白银，之所以没有白银……

当然，之所以西北先闹起来，除去天灾、银祸外，还有点儿地方特色。

西北一带，向来比较缺水，比较穷困，比较没人理，外加地方官比较扯淡，所以这个地方的人，过得比较苦。

生活艰苦，饭都没处吃，自然没条件读书。

没条件读书，自然考不上功名，考不上功名，自然没官做。

没官做，也得找事做。

西北一带的人，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当兵。

生活艰苦，民风自然彪悍，当兵是最合适的工作。

除了当兵之外，还有一份极为合适的工作——驿站。

驿站虽说比较小，但好歹是官办的，也算是吃皇粮的，而且各省都有拨款，搞点儿潜规则，多少能捞点儿油水，养活自己是不成问题的。

据统计，光是甘肃、陕西，就有几万人指着驿站过日子。

崇祯二年（1629），驿站没了。

之前我说过，被裁掉了，裁掉它的，是一个叫做刘懋的好人。

崇祯同志的运气实在太差，灾荒、钱荒、又夺了人家的饭碗，如果不闹，就不正常了。

他不是故意的。

所有的一切，都是偶然。偶然的灾荒，偶然裁掉驿站，偶然的地点。

如果其中任意一个偶然没有发生，也许就不会有最后的灭亡。

可惜，全都偶然了。

我曾经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我认定，在这些偶然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必然，一个真正的、决定性的原因。

就是这个原因，导致了明朝的灭亡。

我想了很久，终于想出了这个最终的原因，四个字——气数已尽。

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大致都是有期限的，一个人能红两年，很可能是偶然的；

参考消息

什么是气数？

就字面解释，气数的含义大抵是节气以及日子天数。自古指代某些事物的存在有其自然的规律和生存的周期。就像花何时开，开多少日，虽然没办法准确估计，但总有个大概的范围。比如梅花很难在夏季绽放，荷花也没法开上一整年，时候到了，节气变了，自然就会凋谢。中国的先贤认为，国家、人民都包涵在自然中，自然界的规律也适用于社会变化，朝代更迭也便成为气数使然了。

能红十年，就是有道行的；能红二十年，那是刘德华。

公司也一样，能开两年，很正常；能开二十年，不太正常；能开两百年的，自己去数。

封建王朝跟公司差不多，只开个几年就卷铺盖的，也不少。最多也不过三百年，明朝开了二百多年，够意思了。

抚战

当然，崇祯是不会这样想的，无论如何，他都要撑下去，否则将来到地下，没脸见开铺的朱元璋。

所以他派出了杨鹤。

杨鹤，湖广武陵人（今湖南常德），时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经朝廷一致推荐，杨鹤被任命为兵部右侍郎、陕西三边总督，接替之前总督武之望的职务。

工作交接十分简单，应该说，基本不用交接，因为杨鹤到任的时候，武之望已经死了。

不是他杀，是自杀。

武总督是个很有责任感的人，鉴于西北民变太多，估计回去也没什么好果子吃，索性自杀。

而杨鹤之所以接替这个职务，是因为一次偶然的谈话。

杨鹤是一个进步比较慢的人，在朝廷里混了三十多年，才当上佥都御史，混成这样，全靠他那张嘴。

参考消息

医药学家武之望

武之望是明代著名的医者。他小时候体弱多病，所以看的大夫很多，正所谓“久病成医”，因长期服药，他自己也开始学习医道和药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医疗经验也不断累积。天启六年，他根据历代医书及亲身经验总结而成《济阴纲目》一部。这部书一共一百零八卷，其中共包含妇科、内科、外科、五官科、疹科等，分为“方”、“论”两大部分，不但简单易懂，而且实用性极强。

皇帝喜欢魏忠贤，他骂魏忠贤；皇帝讨厌熊廷弼，他为熊廷弼辩护。

想什么说什么，几起几落，该怎么来还怎么来。

崇祯元年，他被重新委任为御史，当时民变四起，大家都在商议对策。

有一次，几个人聚到一起，聊天，聊的就是这个，杨鹤就在其中。

杨鹤是都察院的，这事跟他本无关系，他之所以掺和进来，还是两个字——嘴欠。

反正是吹牛，不用动真格的，就瞎聊，这个说要打，那个说要杀，如此热闹，杨鹤终于忍不住了，他说，不能打，也不能杀。

然后他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元气说。

在他看来，造反的人，说到底，也还是老百姓，如果杀人太多，就是损伤元气，国家现在比较困难，应该培养元气，不能乱杀。

几句话，就把大家彻底说懵了，对于他的观点，大家有着相同的评价——胡说八道。

不杀人，怎么平乱？

这是一个不为绝大多数人接受的理论，不要紧，有一个人接受就行。

不久之后，崇祯知道了这个理论，十分高兴，召见了杨鹤。

好事一件接着一件，很快，吏部主动提出，鉴于杨鹤同志的理论很有使用价值，正好前任三边总督武之望死了，正式提名杨鹤同志升任该职务。

杨鹤不想去，原因很简单，本来就是吹吹牛的，压根儿不会打仗，去了干啥？被人打？

但是牛都吹了，外加吏部支持，皇帝支持，如此重任在肩，咬咬牙就去了。

可是杨同志不知道，吏部之所以支持他，是因为讨厌。皇帝之所以支持他，是因为省事。

和杨鹤不同，吏部的同志们都是见过世面的，知道平乱是要砍人的，砍人是要死人的，死人是要流血的。杨鹤这套把戏，也只能忽悠人，为达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效果，让后来的无数白痴书呆子明白，乱讲话要倒霉，才着力推荐他去。

死在那边最好，就算不死，也能脱层人皮。

相比而言，崇祯的用心是比较善良的，他之所以喜欢杨鹤，是因为杨鹤提出了很好的理论——省钱的理论。

不花钱，不杀人，不用军饷，不用调兵，就能平息叛乱，太省了。

就算是忽悠人的，最多把杨鹤拉回来砍了，很省成本，如此生意，不做白不做。

就这样，一脑袋糨糊的杨鹤去陕西上任，至少在当时，他的自我感觉很好。

杨鹤理论之中，最核心的一条，叫做和气。

用他自己的话说，杀人是伤和气的，所以能救活一个，就是一个，毕竟参加民变的，原先就是民。

这个理论，一年前，应该是对的。

杨鹤同志到任后，就发现不对了。

有一次，农民军进攻县城，被击退，抓住了几个俘虏，由杨鹤审问。

但还没问，杨鹤就发现了一件极为诡异的事——他似乎见过这几个。

确实见过，阅兵的时候见过。

没错，这几个人曾经站在阅兵的队伍里，曾经是他的部下。

强弱之间

农民军的战斗力很强吗？

对于这个疑问，最好的答案，应该是个反问——农民军的战斗力怎么会强呢？

在中国历史上，造反这类活，从来都是被动式，闲着没事干，但凡有口饭吃，是不会有人造反的，成本高，门槛也高。

但遗憾的是，造反这份工作，除了成本、门槛高外，技术含量还高。

要知道，明朝参加这项活动的，主要是农民，农民的基本工作，是种地，基本工具，是锄头。

而阻止他们参与这项活动的，是明军士兵，士兵的基本工作，是杀人，基本工具，是刀剑。

所以在明末大多数情况下，几百个农民军跟几百个明军对战，是不太可能发生农民军的战斗力的，据史料记载，大部分情况，是几万农民军，战胜了几百明军，或是几百农民军，搞定十几个看衙门的捕快。

而更大多数情况，是几千明军追着几万、甚至十几万农民军跑。

没办法，毕竟打仗是个技术活，圣贤曾经说过，把武器交给没有受过训练的民众，让他们去打仗，就是让他们去送死。

没有训练，没有武器，没有兵法，没有指挥，就没有胜利。

但杨鹤先生惊奇地发现，他面对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

西北的民军里，除了业余造反的以外，还有很多专业造反的人士——明军，而且数量很多。

他们精通战术，作战狡猾，而且懂得明军的弱点，非常难以对付，且数量越来越多，民变越来越大。

出现此类情况，归根结底，原因就两个字——没钱。

之前我说过，朝廷没有钱，没有钱的结果，除了没钱赈灾外，还没钱发军饷。

据统计，当时全国的部队，大致有上百万人，而能够按时领军饷的，只有辽东军区的十余万人。

而且就连辽东军，也不能保证按时发工资，拖几个月，也是经常的事。袁崇焕同志就曾经处理过相关事务。

辽东是前线，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就别提了，西北一带，既然不是前线，自然没钱，有的人几年都没拿到工资，穷得叮当响，据说连武器都卖了，只求换顿饭吃。

没钱赈灾，老百姓吃苦，也没辙，没钱发饷，当兵的吃苦，就有辙了。

兜里没钱，手里有刀，怎么办？

凉拌，开抢！

情况就是如此，官兵越来越少，民军越来越多，局势越来越撑不住。

杨鹤面对的形势大致如此，大家都明白，就他不明白，等他明白了，跑也跑不掉了。

如果换个会打仗的，能用兵的，多少还能撑几天，但杨鹤同志的主要特长，是招抚理论，这就比较麻烦了，据说当时朝廷里，有些人开玩笑，说杨鹤如果能撑一年，就倒着爬出去。

就当时的情况看，这位仁兄爬出去的可能性，大致是零。杨鹤同志的下岗日期，指日可待。

一年后，杨鹤向崇祯呈交了名单，在这份名单上，有这样十几个名字：

神一魁、王左桂、王嘉胤、红狼、小红狼、点灯子、过天星、独头虎……（以下略去××字）

以上人等，全部归降。

这些人是干吗的，看名字就能猜到，但这些人什么分量，估计你就不知道了。

参考消息

神一魁

神一魁还有个哥哥叫神一元，兄弟俩都是贫农出身。后来神一魁做了边兵，又在神一元的起义号召下领了三千多弟兄扛着大旗，作起了反抗阶级压迫的伟大事业。他的军队虽然人数不多，但是善于采取游击战术，这儿打一仗，抢点吃的，那儿打一仗，蹭两套衣服，打完就跑，被撵上就化整为零。反正弟兄们本来都是农民，村里一藏谁也没处找。神一元死后，神一魁接班，陕西三边总督杨鹤曾为神一魁的流动大队“愈病愈忧，愈忧愈病”，无可奈何。神一魁最终为叛将黄友才所杀（一说战死）。

在当时的起义军中，最能打的，就是神一魁，此人具体情况不详，但应该受过军事训练，作战十分强悍，属于带头大哥级人物。

王左桂、王嘉胤，如果你不知道，那不怪你，对这二位兄弟，只提一点就够了：当时，在王左桂的手下，有个小头目，叫做李自成。王嘉胤营门口站岗的，叫做张献忠。

至于后面那几位，就不说了，说了也没人知道，你只要明白，他们都是当时一等一的牛人，随便一个摆出来，都能搅得天翻地覆。

都投降了。

除这些人之外，当时陕西、甘肃境内几乎所有的农民军，都投降了。

他们投降的对象，就是那个一脑袋糨糊、啥也不懂、不会打仗的杨鹤。

奇迹就这样发生了，发生在所有人的眼前。

杨鹤不懂兵法，不熟军事，但他有一样别人没有的武器——诚意。

作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好人，杨先生很有诚意地寻找叛军，很有诚意地进行谈判，很有诚意地劝说投降，最后，他的诚意得到了回报。

事实证明，农民军之所以造反，并不是吃饱了撑的，只是因为吃不饱，现在既然朝廷肯原谅他们，给他们饭吃，自然愿意投降，毕竟造反这事，要经常出差，东跑西跑风险太大。

而对于杨总督，他们也是很客气的，很有点儿宋江喜迎招安的意思。

比如神一魁投降，约好地点，杨鹤打开城门，派出群众代表，热烈欢迎，众多民军头目大部分到场，在杨总督的率领下，前往关帝庙，在关老爷面前，宣誓投降（关老爷靠得住）。

虽然此前双方素未谋面（可能在往城下射箭时看过几眼），但双方都表现出了相当的热情，特别是杨总督，获得了民军的一致推崇，他们赶走了杨鹤的轿夫，坚持一定要亲自把他抬到总督府，并以此为荣。

一时间，西北喜讯接连，朝廷奔走相告，杨鹤跟各民军领袖的关系也相当好，逢年过节，还互相送礼，致以节日的问候。

局面大好，大好。有效期，半年。

杨鹤同志读过很多书，干过许多工作，明白很多道理，但是他并不知道，从招造反的悖论抚的第一天开始，他就已经失败了。

因为有一个问题，他始终没弄明白。

正是这个问题，注定了他的悲惨结局。

这个问题是，他们为什么要造反？

答案是，为了活下去。

怎样才能活下去呢？

有钱、有粮食。

要说明这个问题，可以用一个三段论：

造反，是因为没钱、没粮食，投降，是因为有钱、有粮食。

杨鹤有钱、有粮食吗？

没有。

所以停止投降，继续造反。

在招降之前，杨鹤曾经认为，只要民军肯投降，事情就结束了，可是投降之后，他才明白，事情才刚开始。

光是神一魁的部队，就有三万多人，这么多人，怎么安置？

招来当兵，就别扯了，连自己手下那点儿人的军饷都解决不了，招来这些人，喝西北风？

赶回家种地，似乎也是白扯，年年灾荒，要能回家种地，谁还造反？

对于这个悖论，崇祯同志是知道的，也想了办法。

他先找了几万两银子，安排发放。然后又从自己的私房钱（内库）里，拿出了十万两，交给杨鹤，让他拿去花。

应该说，这一招还是很有效果的，民军们拿到钱，确实消停了相当长的时间。

具体是多长呢？

我前面说过了，半年。

半年，把钱都花完了，自然就不投降了，该怎么着还怎么着，继续反！

为了活下去。

猛人出场

崇祯四年（1631），领了半年工资后，神一魁再次反叛，西北群起响应，而且这次阵势更大，合计有三十多万人。

搞到这个地步，朝廷极为不满，许多大臣纷纷上告。

杨鹤很委屈，他本来就不是武将，之所以跑来办这事，实在是被人弄来的，原来是吹吹牛而已，你偏认真，来了之后，都没闲着，天天忙活这事，钱花完了，人家又反了，我有什么办法？

崇祯更委屈，原本看你吹得挺好，觉得你能办事，才把你派过去，这么信任你，你招降了人，我立马就给你十几万两银子，连老子的私房钱都拿出来了，你把钱花完了，这帮人又反了，十万两都打了水漂，你干什么吃的？

杨鹤委屈，就写信给崇祯，说我本不想干，你硬要我干，我要招抚，也是没有办法。

崇祯委屈，就写了封命令：锦衣卫，把杨鹤抓起来。

崇祯四年（1631）九月，杨鹤被捕，后发配袁州。

鉴于杨鹤的黑锅实在太重，由始至终，朝廷没人替他说话。

例外总是有的。

命令传出后，一个山海关的参政主动上书，要求替杨鹤承担处罚。

如此黑锅都敢背，是不正常的，但这个人帮杨鹤背锅，就是再正常不过了。

这位参政，是杨鹤的儿子，叫做杨嗣昌。

崇祯没有理睬，杨鹤先生的命运未能改变，依然去了袁州。

帮父亲背锅，看起来，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却导致了两个重大后果。

从这份奏疏上，崇祯看到了一个忠于父亲的人，按照当时的逻辑，忠臣，必定就是孝子，所以他记住了杨嗣昌的名字，他认定，此人将来必可大用。

而杨嗣昌背黑锅不成，父亲被发配了，对他而言，莫过于奇耻，从此，他牢牢记住了那些降而复叛的人，此仇，不共戴天。

杨鹤离开了，但这场大戏才刚开始，事实上，真正的猛人，才刚出场。

一年前，招抚失败后，民军首领王左桂派出起义军，进攻军事重镇韩城，韩城派人去找杨鹤，告急。

杨鹤很急，因为他的政策是招抚，手中实在没有兵，但到这节骨眼上，就是自己拿菜刀，也不能不去了。

但他终究没有掌握菜刀技术，无奈，他想起了一个人。

这个人的手上也没有兵，但杨鹤相信，这个人是有办法的。

第一个猛人就此登场，他的名字，叫做洪承畴。

洪承畴接到了救援的命令，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个相当扯淡的命令，你是总督都没办法，我怎么办？

但他并未抱怨，召集了自己的下人和亲兵，并就地招募了一些人，踏上了前往韩城的道路。

这是文官、陕西参政洪承畴的第一次出征，这年，他三十七岁。

洪承畴，字彦演，号亨九。福建南安人。

根据记载，此人的家世，可谓显赫一时：

曾祖父洪以诜，字德谦，中宪大夫、太傅兼太子太师、武英殿大学士。

曾祖母林氏，一品夫人。

祖父洪有秩，资政大夫、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祖母戴氏，一品夫人。

有这么一份简历，基本就可以吃闲饭了。

可惜，洪承畴没能吃闲饭，事实上，他连饭都吃不上。

因为所有的这些简历，都是后来封的，换句话说，是他挣回来的。

洪承畴出生时，他的父亲因为家境贫寒，外出打工去了，他的母亲虽然穷，却比较有文化，从小就教他读书写字。

洪承畴很聪明，据说7岁就能背全本《三字经》，这是很了不起的，比如说我，27的时候，还只能背“人之初，性本善”。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洪承畴23岁，参加全省统考（乡试），他的成绩很好，全省第19名。

第二年，他到北京参加全国统考，成绩更好，全国第17名，二甲。

然后分配工作，他被分配到刑部。

这个结果对他而言，是比较倒霉的。

原因我说过，在明代，要想将来入阁当大学士，必须当庶吉士，进翰林院。以洪承畴的成绩，应该能进，可是偏就没进。

此后的十几年，洪承畴混得还可以，当上了刑部郎中，又被外放地方，当了参政。

参政这个官，说大不大说小不小，通常混到最后，就是光荣退休。

没考上翰林的进士，混饭吃的小参政，到历史留名、骂声不绝、余音绕梁的大人物，只是因为，他外放的地方，是陕西。

刚去陕西的时候，洪承畴带了很多书。

因为他只是一个书生，他没有打过仗，也没有杀过人。

据说在世界上，有这样一种人，他们天生就会打仗，天生就会杀人。

这是事实，不是据说。

洪承畴是一个真正的天才，军事天才，他带着临时拼起来的家丁、仆人、伙夫，就这么上了战场，却没有丝毫的胆怯。

面对优势敌军，他凭借卓越的指挥，轻易击败了起义军，斩杀五百余人，解围韩城。

在洪承畴的人生中，有过无数次战役，有过无数个强大的对手，最重要的，是这一次。

这个微不足道的胜利，让洪承畴明白，他是多么的强大，强大到可以力挽狂澜，可以改变无数人的命运。

他要凭借着自己的努力，挽救这个没落的王朝，创造太平的盛世。

讽刺的是，他最终做到了，却是以一种他做梦也未曾想到的方式。

洪承畴是一个务实的人，具体表现在，他正确地意识到，杨鹤是一个蠢货。

招抚是没有用的，钱是不够用的，唯一有用的方式，是镇压。

三十年以来，书，是他仅有的寄托。

此战后，他丢掉了书，作出了一个新的抉择——开战。

奇迹就是这样发生的，此后的两个月里，洪承畴率领这支纯粹的杂牌部队，连战连胜，民军闻之色变，望风而逃。

在历史上，他的这支军队，有一个专门的称呼——“洪兵”。

洪承畴是文官，杨鹤也是文官，这是两个人的共同点，也是他们唯一的共同点。

对待民军，杨鹤是很客气的，投降前，他好言好语招抚，投降后，他好吃好喝招待。

而洪承畴的态度有点儿差别，投降前，他说，如果不投降，就杀掉你们；投降后，他说，你们投降了，所以杀掉你们。

对于这件事情，我始终很疑惑，读圣贤书，就读出这么个觉悟？

自古以来，杀人放火之类的事，从来没断过，但公认最无耻的事，就是“杀降”，人家都投降了，你还要干掉他，太过缺德。

但更让我疑惑的是，这种缺德事，洪承畴同志非但干了，还经常干。

比如那位曾经围过韩城，被洪承畴打跑的王左桂，后来也投降了。洪承畴听说后，决定请他吃饭。

还没吃完，一群人冲进来，把王左桂剁了。

我始终觉得，这事干得相当龌龊，就算动手，起码也得等人家吃完饭。

落在他手上的民军头领，不是抵抗到底被杀，就是不抵抗投降被杀，总之，无论抵抗到底，还是不抵抗到底，都得被杀。

但事实告诉我们，在某些时候，这种方法是有效的，至少对某些人很有效。

这个某些人，是指张献忠之类的人。

关于张献忠的具体情况，这里先不讲，关于他后来有没有在四川干过那些事，也不讲，只讲一个问题——投降的次数。

我曾经在图书馆翻过半个月的史料，查询张献忠先生投降的相关问题，我知道他是经常投降的，但我不知道，他能经常到这个份儿上。

简单地说，他的投降次数，用一只手，是数不过来的，两只手都未必，而且他投降的频率也很高，有一次，从投降到再反，只用了十几天。

这是难能可贵的，一般说来，投降之后，也得履行个程序，吃个饭，洗个澡，找个地方定居，以上工作全部忙完，至少也得个把月，但张先生效率之高，速度之快，实在令人咂舌。

相比而言，李自成就好得多了，虽然他也投降，但还是很有几分硬气的，说不投降，就不投降，属于硬汉型人物。

大体而言，当时许多民军的行为程序是，起兵、作战、被官军包围、投降，走出包围圈，拿起武器，继续作战。

此类表演，基本算是固定节目，数不胜数，很快，你就会看到两个典型案例。

洪承畴跟杨鹤不同，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在他看来，要彻底扭转形势，不能招抚，不能受降，只有一个办法——赶尽杀绝。

这种方式的效果相当明显，短短几个月内，西北局势开始稳定，各路民军纷纷受挫，首领被杀。

他的优异表现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包括崇祯。对他而言，高升是迟早的事。

但他毕竟太年轻，资历太浅，还要继续等。

两个月后，一件事情的发生，缩短了洪承畴的等待时间。

崇祯四年（1631），估计是有心脏病，或是胆囊炎，起义军进攻延绥的时候，民军的行为程序这里的巡抚大人竟然被活活吓死。

没胆的人死了，就让有胆的人上，洪承畴接替了他的位置。

进步是没有止境的，又过了两个月，他的顶头上司杨鹤被抓了，总督的位置空了出来，没人能顶替，也没人愿意顶替，除了洪承畴。

崇祯四年（1631）十月，洪承畴正式接任三边总督。

噩梦开始了。

当时的起义军，已经遍布西北，人数有几十万，虽说其中许多都是凑人数的，某些部队还携家带口，什么八十老母，几岁小孩都带上，但看起来，确实相当吓人。

比如宁夏总兵贺虎臣，有一次听说起义军到境内观光，立即带了两千精兵，准备出战，到地方后，他看到了起义军的前锋队伍。

然而，他没有动手，就在那里看着，静静地看着，看了会儿，就走了。

因为他始终没有看到这支队伍的尾巴。

这是一列长队，从前到后，长几十里。

对这样的起义军，看看就行了，真要动手，就傻了。

问题在于，当时的西北，到处都是这样的队伍，穿街过巷，比游行还壮观，见着就发憷。

然后，洪承畴来了。

在这个世界上，洪承畴害怕的东西，大致还不多。

在给朝廷的报告里，他天才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西北民变，人数虽多，但大都是胁从，且老幼俱在，并无战力，真正精壮之人，十之一二而已，击其首，即可大破之。

这意思是，虽然闹事的人多，但真正能打仗的，十个人里面，最多也就一两个，把这几个人干掉，事情就结了。

实践证明，他的理论非常正确，所谓几十万义军，真正能打仗的，也就几万人而已。

而这几万人中，最强悍的，是三个人，王左桂、王嘉胤、神一魁。

只要除掉这三个人，大局必定。

这三个人中，王左桂已经被杀掉了，所以下一个目标，是王嘉胤。

然而就在此时，洪承畴得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王嘉胤死了。

王嘉胤是被杀的，杀掉他的人，是他的部下。

他的部下之所以要杀他，实在是被人逼得没办法。

逼他们的人，叫做曹文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