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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创新者的窘境

顾骜前世并不热衷于考古，所以他对早期游戏机产业发展史的了解，几乎仅限于在B站看看敖厂长的视频。
比如著名的“雅达利大崩溃”这种大事件，他当然是知道的了，毕竟B站上起码有几万个UP主炒过碗八卦冷饭了——说的是1982年圣诞季，雅达利公司出了一款史诗级烂货《ET外星人》，摧毁了行业公信力，葬送了整个美国游戏机产业的江山。

此前雅达利在全美拥有1000多万台、全球数千万台的销量、28%的美国家庭都买了他家的游戏机、全球家用机市场占有率超过80%……

然后因为《ET外星人》瞬间爆炸、当场去世、全美游戏业产值一年内跌掉97%……（销售额从30几亿美元跌到只剩1亿。）

给了本来几乎还处在萌芽状态的任天堂等日系厂商，以一个奇迹般崛起的机会。

由此可以看出，至少到1982年以前，任天堂等日系企业，在全球游戏产业中是很弱小的存在，甚至才刚刚起步。

顾骜前世看敖厂长解说曰本游戏业起源时，说过一款叫做《太空侵略者》的游戏，这据说是史上第一款正式发行的互动射击类游戏，也开启了“射击游戏”这个大门类。

（注：这里所谓的“互动射击”，是强调“敌人也会发射子弹反击玩家”。因为在太空侵略者出现之前，已经有别的单方面射击游戏了，但敌人只会挨打不会还手，所以不刺激，没火起来。）

这款游戏依稀是在78年底还是79年就出现了，然后应该会爆火，并带动整个日系厂商真正眼红跟风、走上电子游戏机这个产业。

同时因为“射击游戏”这个概念成了曰本人首创，日系厂商在这方面积累较深，也给曰本人留了一块跟美国人叫板的前沿阵地。并且凭着这个优势点，在小步快跑发展了3年后，赶上美系灭亡的好时机。

但如今顾骜考察市场的结果，却是没有发现有关“太空侵略者”的任何踪迹。

其他被这个导火索诱发的跟风者，自然也无从跟起。

不过，在与高沙康成等秋叶原兼营街机的老板们交谈调研后，顾骜捕捉到了一丝蛛丝马迹：上半年确实有一家街机公司的市场调研人员和新品开发人员，来向他们兜售过一些想法，内容就是“带屏幕的电子射击游戏”，试探他们对新立项产品的投资进货意愿。

但可能是客户反馈不良吧，那事儿后来就不了了之了。

顾骜花了几条香烟、一些小礼物，打听到了那家街机公司名叫“太东”（TAITO），甚至打听到了那个产品构想的负责人被称为“西角君”。

“真是太感谢了，高沙桑，祝您生意兴隆。”

得到了有用情报后，顾骜很大方地最后塞了一包烟，并且打听清楚了太东公司的所在，然后带着杨信直奔而去。

……

在东京街头兜兜转转了两个小时，顾骜一行终于风尘仆仆地赶到了位于近郊的太东电器。

这个时代的电子/电器产业，生产、研发和营销部门分隔得还不太明确，几乎没有找代工厂的习惯。（因为湾湾和韩国的电子代加工业还没崛起到足够规模，所以曰本人还在自己生产。东南亚就更落后了。）

所以太东电器的办公楼，就是一幢与装配车间、仓库融为一体的奇葩建筑。底下三层是工厂储运，往上都是办公室。

顾骜带了名片，头衔是那家版权代理公司的，所以稍微沟通了，问明了技术部的西角友宏办公室所在，就顺利进来了——这里没什么严格的拜访手续和保密制度。应该是公司并不起眼，也不算什么行业龙头，所以不觉得会有人打主意吧。

一楼堆着满满的弹子机和老虎机，都是那种电动的赌-具或者准赌-具，正是这个时代曰本利润率最高、销量最好的电动娱乐设备。

尤其是弹子机，虽然赌性没老虎机那么严重、刮钱速度也不快，但却胜在不需要什么经营权限，任何电器屋、酒吧、迪厅、商场……都可以兼营，自然没人舍得放过了。

这可是一种不需要经营赌业的资质、却能从赌业中分润利润的机器，谁会嫌多呢。

“请问你是西角友宏先生么？”顾骜径直闯进技术部的办公室，竟然无人阻拦，直接就找到了桌上名牌写着“西角”的桌子。

看起来，这个西角君目前的处境不太受宠。

“我是，请问您哪位？”西角友宏有些摸不着头脑，不理解为什么会有公司外的人直接拜访他。

一般不都是找市场部或者采购部的同事么？

而且顾骜和杨信的日语都很流利，中国人和曰本人的外形差距也不大，以至于他根本认不出这是个外国人。

最多只是觉得这两个访客好帅好高大。

“自我介绍一下——鄙人顾骜，中国人，这是我的名片，在香江经营知识产权代理的。”

西角友宏茫然地正反翻看了名片：“不知顾桑找我有什么事？”

顾骜也不表现出急切的姿态，不紧不慢地问：“我在秋叶原的高沙康成老板那里打听到，贵公司上半年由你负责过尝试推出一款互相对射的电子游戏？”

这是基础的谈判技巧，不能让人觉得你对这玩意儿很感兴趣，免得拉高对方的心理价位。

“确实是的，但是后来被市场部的客户调研驳回了……”

“能再具体谈谈么？说不定分析清楚之后，我们会有兴趣的呢。”

“好吧”西角友宏也不觉得有什么问题，毕竟这是一个已经被枪毙的项目。

……

此后半小时，顾骜听到了一个经典的、足以被后世克莱顿.克里斯坦森写进《创新者的窘境》里的经典案例。

哈佛大学管理学教授克里斯坦森，研究过美国硬盘产业的无数次企业迭代——每一代硬盘公司，在20年后，20家里会破产关停19家，只剩下1家活到下一个20年。

然后以此类推，每一代都是9%的死亡率。

之所以产生这种情况，克里斯坦森分析的罪魁祸首，就是“市场调研的惯性”。

当生产14英寸硬盘的企业，向他的客户调研“我们现在能研发出8英寸硬盘了，你们有需要吗”的时候，它的客户一定是回答“不需要”的。

因为客户的现有产品用14英寸硬盘已经习惯了，结构也稳定了，没必要为了更大的存储密度多掏钱。所以14英寸时代活得最好的公司，到了8英寸时代都死了。

8英寸时代活得最好的，5.25时代又死了。5.25获得最好的，3.5英寸时代又死了……

给大型机做硬盘的公司，永远不会去找做PC机的厂商调研，而给PC机做硬盘的公司，也不会去找下一代产品IPOD的研发商调研。大家都看不到新兴模式市场的容量。

西角友宏这边，顾骜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或许另一个时空，他走了狗S运吧，遇到了一个敢赌命的市场部领导，就像一个写创新文的写手，狗S运遇到了一个不看“作品大数据”的编辑。所以创新成功了。

现在遇到了看市场调研大数据的庸才，所以混成了跟风狗套路狗。

谁让歌命性的底层创新，从来就是颠覆市场调研和大数据的呢。就是要大数据觉得“不划算”的角落，才配诞生掀翻整个牌桌的创新动力。

“那些电动街机的老板，都说这个机器骗钱。只有一块电路板，不该卖这么高价，都说即使量产出来也不会进货，于是市场部反馈，取消了量产。

但是英特尔的还有Zilog公司的Z80，这些CPU进价就非常昂贵了，要做成电子游戏机，售价不可能再低了。是下游的经营客户无法理解这种新事物的价值，所以觉得亏了，心里不舒服。我无法改变什么。”

这是西角友宏最后的吐槽。

顾骜已经听出问题来了。

是曰本这个民族性，对知识产权的不尊重。

这里并不是说，曰本人不肯为虚拟物品付费——相比于美国人，曰本人其实已经很愿意为虚拟物品付费了，不然后世美国人拼命翻墙到《优酷》来看盗版电影那些年，曰本人翻墙的比例反而低得多。

但是，从文化属性来看，美国人虽然更能钻营少付，他们却觉得付钱是应该的。

曰本人虽然身体很诚实，掏了钱，文化上却觉得不值。

这从BANDAI这些日系IP厂商的做派就能看得出来——曰本人一开始就把动漫、游戏的利润点，放在了侧重于卖高达、卖手办、卖周边上。而不像美国人，觉得利润的大头就该来自卖虚拟物品本身。

这时，当“CPU”这种新事物出现在街机厅老板们眼前的时候，他们就逆反地觉得自己被骗了，而丝毫不从“引进这些机器后能赚多少钱”角度考虑问题。

这也算人之常情——中国人在这方面其实也都这样。后世顾骜第一次去电脑市场配机器时，家长看了每个部件的售价后，愕然发现那个只跟指甲盖大小的东西，居然比庞大的硬盘、主板更贵，也是不能接受。

顾骜费了好多口舌，跟父母解释“别看这东西小，这才是电脑的‘脑’，就是该这么贵”，最后才算扭转了老一代人的思想。

否则老人真有可能觉得“CPU上的散热风扇都该比CPU本身贵”

就跟79年的秋叶原电器行老板们，觉得轰鸣的大电动机该比CPU贵一个道理。

不过话到嘴边，顾骜肯定不会把真相说出来的，他只会说：

“你这个东西，确实包装得不好，内容设计得也不好。不过我在香江遇到过一家挺有设计实力的同行。你愿不愿意让这个半成品发挥点余热呢？大改一下，或许还有救。”

西角友宏警觉地打量了顾骜两眼：“这事儿我说了不算，你别找我谈，去找市场部的同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