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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宋代的流动人口问题

[摘要]由于宋代赋役沉重、土地兼并、“贱农而贵末”的倾向和人口增多等因素，产生了大量破产失业农民。他们组成的流动大军“轻乡危家，远出千里”，在流浪中寻找生机。他们的出路主要有应募参军，应募服役，从事手工业，经商或进入城市，出家为僧，最后一条绝路是沦为盗贼。宋代被排斥出土地的劳动者比唐代多，相应的是出路和机会也比唐代多。由此部分改变了社会结构，传统的士、农、工、商范围进一步被冲破，社会结构趋于多样化，同时促进商品经济和城市的发展，也使社会矛盾更加复杂。宋代社会因为流动而不郁积祸患，所以虽小乱不断，而未能酿成大乱，整体社会局势相对稳定。
[关键词]宋代流动人口失业农民

[作者简介]程民生(1956—)，男，**，河南省开封市人，历史学博士，河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宋代经济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K2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9－8041(2006)07－0136－08

流动人口是广义人口机械变动的组成部分，指离开户籍所在地，到其他地方务农、务工、经商、流浪的人员。这里所说的宋代流动人口，主要是指因各种原因游离出乡土者，包括失去土地的破产农民、不愿从事农业的“游惰之民”、离开家乡的外出谋生者，一般不包括短暂的流民和永久的移民。有关论文近年间或有之，多是某个侧面，①笔者不揣冒昧，试图作一概括xìng的论述，重点探讨其严重xìng及原因、出路和重要的历史意义。

一、流动人口问题的严重xìng及原因

(一)流动人口问题的严重xìng

早在宋初，“游惰之民”的问题就已经比较严重，引起了最高统治者的关注。如宋太祖建隆三年(962年)的一道诏书中指出：“虑彼乡阊之内，或多游惰之民。”②原因是，“五代以来，常检视见垦田，以定岁租。吏缘为jiān，税不均适。由是百姓失业，田多荒莱。”宋太祖了解到这种情况后，“恻然悯之”，于乾德四年(966年)下诏禁止，“许民辟土，州县不得检括，止以见佃为额”④。但是，此举并没有抓住问题的要害，也没有起到多大的遏制作用，形势依然严峻。

如果说，上述情况主要是指农民游离出土地的话，那么，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曾布的一番话，则是游离出家乡的典型论断：“古者乡田同井，人皆安土重迁，流之远方，无所资给，徒隶困辱，以至终身。近世之民，轻去乡土，转徙四方，固不为患。而居作一年，即听附籍，比于古亦轻矣。”④所谓的“近世”，显然主要是指宋代。由于社会环境的变迁和观念的转变，他们不再安土重迁，可以比较轻易地走向远方，谋求新的生活。在一个地方生活一年就可以落户的户籍制度，既适应了这种形势，又希望流动人口能够稳定下来。对流动人口来讲，得以四处探索，不断寻找更适宜的地方安身就业。一旦发生矛盾，即刻出走躲避，另谋生路；一旦需要户口时，也能很快解决。也就是说，基本上拥有迁移zì yóu的宋人，即使在战乱、灾害之外的正常情况下，也会流动。所以，宋代的人口流动与流动人口l司题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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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主要有胡建华：《宋代城市流动人口管理探析》。载《殷都学刊》，1994(2)；徐东升：《宋代农民流动与经济发展》，载《中国社会经济研究》，1999(1)，在经济方面与本文有个别相近之处；宁欣：《由唐入宋都市人口结构及外来、流动人口数量变化浅论——从<北里志>和<东京梦华录>谈起》，载《中国文化研究》，2002年夏之卷，从唐宋都城jì女这一侧面论述反映了流动人口数量的增加；宁欣：《由唐入宋城关区的经济功能及其变迁——兼论都市流动人口》，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3)。

②宋绶等：《宋大诏令集·赐郡国长吏劝农诏》，běi jīng，中华书局，1962。

③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乾德四年闰八月乙亥，běi jīng，中华书局，1979—1993。

④马端临：《文献通考·刑考七》，十通本。

突出。正如宋仁宗时的记载所说：“天下废田尚多，民罕土著，或弃田流徙为闲民。”①“民罕土著”，在中国历史中是罕见的现象。北宋后期的李昭圮，根据当时“民未安土”的实际情况，进一步指出：

义不足以相守，则时有桴鼓之jǐng；恩不足以相保，则或起父子之讼。壮力分于出赘，世业入于兼并，户口隐于图版，夫家脱于联伍。轻乡危家，远出千里。故秦多晋寇，而鲁杂齐语……虽yù均地著之政，立土断之法，未易制也……今天下壮有力之民，侨寓杂处，散于四方，手不服未耜之勤，心不知田亩之乐，为yín巧奇技、屠贩游博，其无理之甚者，啸聚不逞，杀人于货。邑里不告讦，门关不诃问，县官乡吏察治无术。计户而不得其家，计家而不得其人，居无与守，出无与战，此为国计者未尝不深惜之也。②

揭示了宋人“轻乡危家，远出千里”的新形势，而且多是脱离了农业，给社会秩序带来很大的威胁，提醒统治集团关注这一严重问题。尤其是大量的客户，出于生计，频频更换地点和地主。如海盐县的澉水镇，“主户少而客户多，往来不定，口尤难记”③。占总人口三分之一左右的客户，处于频繁的流动之中，这是租佃制发展的产物之一。宋代失业问题非常严重，正如林勋《本政书》言：“今农贫而多失职。”④破产失业的贫苦农民，只有在流浪中寻找生机。

(二)流动人口泛滥的原因

背井离乡，本是流离失所的同义词，一般人家不到万不得已，决不会轻易抛弃家园。“百姓非乐去坟墓、违君长也，凡有不得已。”⑤为什么宋人一反以往朝代，不再安土重迁、固守乡土呢?我认为，除了战争与自然灾害以外，主要还有以下四点因素。

首先是赋役沉重。平心而论，宋朝并不是个残暴的王朝，但封建统治者的本xìng和特殊的历史环境，使宋代人民不得不承担着沉重的赋役。如正史所记载的那样：“终宋之世，享国不为不长，其租税征榷，规杌节目，烦简疏密，无以大异于前世，何哉?内则牵于繁文，外则挠于强敌，供亿既多，调度不继，势不得已，征求于民。”⑥内部有庞大的官僚统治集团，供养费用和运行成本居高不下；外部屡遭辽、夏、金、蒙古的侵略，军费开支浩大，战争损耗严重，所以，人民遭受的剥削比前代更加沉重。

宋代赋税虽然沿袭了唐代两税法，实际的剥削却是名目百端。连宋神宗都说：“古者什一而税，今取财百端。”⑦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年)，林勋揭露的更具体：“国朝兵农之政，大抵因唐末之故，今农贫而多失职……本朝二税之数，视唐增至七倍。”在七倍于唐朝的重税压迫下，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了土地，走向流亡的道路：“况民之流徙，始由贫困，或避私债，或逃公税。”⑧流徙的动因是躲避公私债务，根源是贫困。宋神宗熙宁年间，“两税及科买、贷债，sè目已多。使常无凶灾，犹病不能给。又起庸钱，竭其所有。恐斯人无悦而愿为农者，天下户口rì当耗失。则去为商贾，为客户，为惰游”⑨。由于为农太苦，农民被迫转而为商贾、客户、惰游之人，基本上都属于流动人口。朱熹说：“农民赋税、丁钱却重，而游手、浮浪之民，泰然都不管他。”⑩躲避了赋税、债务，自然是一身轻松。

宋朝劳役尤其是职役之重，危害往往超过赋税，经常造成倾家荡产。“役之重者，自里正、乡户为衙前，主典府库或辇运官物，往往破产。”宋仁宗时，“民避役者，或窜名浮图籍，号为出家，赵州至千余人”。熙宁元年(1068年)，知谏院吴充言：“今乡役之中，衙前为重。民间规避重役，土地不敢多耕，而避户等；骨肉不敢义聚，而惮人丁。故近年上户浸少，中下户浸多，役使频仍，生资不给，则转为工商，不得已而为盗贼。”⑾沉重的劳役，使农民生活rì趋衰落。或者服役而破产，或者因避役而流亡，都改变了生活方式和居住地，汇入流动人口大军。

其次是土地兼并。土地成为流通的商品，虽然是不动产，但其所有权却流动很快，正如宋人生动地表述的那样：“古田千年八百主，如今一年换一家。”⑿宋zhèng fǔ实行“不抑兼并”政策，一方面是适应历史的cháo流，不愿抑制，另一方面也无力抑制：“口分世业之田坏，而为兼并，限田之令不可复行矣。”⒀土地私有化是历史的进步，也必然造成土地兼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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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④⑥⑧脱脱等《宋史·食货志上一》，běi jīng，中华书局，1977。

②李昭圮：《乐静集·属民》，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常棠：《澉水志·尸口》，宋元方志丛刊本。

⑤刘敞：《公是集·彼山诗》，丛书集成本。

⑦《宋史·食货志下一》。

⑨刘摰：《忠肃集·论助役十害疏》，běi jīng，中华书局，2002。

⑩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孟子三·尊贤使能章》，běi jīng，中华书局，1986。

⑾《宋史·食货志上三》。

⑿罗椅：《涧谷遗集·田蛙歌》，《续修四库全书》本。

⒀王安礼：《王魏公集·元丰五年殿试进士策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土地兼并的广泛开展，兴起在宋仁宗时期，朝廷曾制定了限田法，但并未能制止。此后，“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成俗，重禁莫能止焉”。到了南宋，兼并之风愈演愈烈，“豪强兼并之患，至今rì而极……今百姓膏腴，皆归贵势之家，租米有及百万石者。小民百亩之田，频年差充保役，官吏诛求百端，不得已，则献其产于巨室，以规免役……以此弱之肉，强之食，兼并浸盛，民无以遂其生”①。土地兼并的狂cháo，把一批批自耕农从自己的土地上冲走，抛向社会。

这是无地可耕的情况，第二种情况是有地不能耕。如宋宁宗时，臣僚报告道：“两广之地，广袤数千里，良田多为豪猾之所冒占，力不能种；湖北路平原沃壤，十居六七，占者不耕，耕者复相攘夺。故农民多散于末作。”②淮南地区多有荒闲田土，南宋时也是由于被人包占，连租佃也不能：“江南转徙人户来淮甸者，东极温、台，南尽福、建，西达赣、吉，往往有之。土人包占既多，无田可以耕佃，以故失所者众。”③广大无地农民和剩余劳动力与土地不能结合，在农业上找不到出路，为了生存，只有向“末作”发展。

再次是“贱农而贵末”的倾向。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必须首先披露一个相关的问题。前边谈过，农民不能与土地相结合，一是无地可耕，二是有地难耕，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重要事实，是有地不耕。我们的教科书和学术论著一直强调宋代土地兼并如何激烈，农民如何无立锥之地，但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却与此不大符合。那就是，宋代存在着大量的荒闲土地。对宋代土地兼并及其后果，似乎不能过高估计。请看以下几个代表xìng的地区。

京西路位于京师开封的腹地，无论地理位置还是政治地位，都是当然的中心地区。然而，令人奇怪的是，此地却长期以地旷人稀而著名，与京师腹地的地位毫不相称。“唐、邓、汝、蔡率多旷田，盖自唐季之乱，土著者寡。”④到了南宋，京西只有少部分地区归宋管辖，由于沦为边防，受战争的破坏和威胁，重新成为荒凉之地。又如襄阳，即是“地广人稀，自城之外，弥望皆黄茅白苇”⑤。京东路也有类似情况。宋仁宗时的张方平说：“东平、钜野，至于彭城，率多闲田，民力不赡。”⑥景祐年间，京东转运司又报告说：“济、兖间素多闲田。”⑦湖北与京西的情况相似，“农作稍惰，多旷土”⑧。南宋时仍是如此：“湖北地广人稀，耕种灭裂。”⑨北宋时的淮南像京西一样有许多荒地，如宋仁宗时的张方平说：“今淮扬、许昌、汝南之域，人稀土旷，地力不尽。”⑩至南宋成为边防地区，情况更荒凉。广南东西两路，长期人口稀少，大部分地方最称荒芜。“广南两路，自cháo州而南，居民鲜少，山荒甚多。”⑾有的地方财政收入微薄，甚至不能支付地方官吏俸禄等费用。

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况就比较全面了：一面是大量失业农民无地可耕，一面是大面积土地无人耕垦。其原因除了前面所说有些土地被豪强地主霸占、有田不能耕外，更主要的恐怕与主观意识有关，即不愿耕种。我发现，宋人普遍以农为苦，轻视农民，导致农业人口流失。如苏轼指出的那样：“是故上之人贱农而贵末，则农人释其耒耜而游于四方，择其所乐而居之。”⑿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此。

因为农民处境最困苦，所以纷纷脱离土地。司马光也悲愤地指出：“四民之中，惟农最苦……故其子弟游市井者，食甘服美，目睹盛丽，则不复肯归南亩矣。至使世俗俳谐，共以农为嗤鄙，诚可哀也。”⒀农家子弟一旦体验过城镇生活，便产生强烈的心理不平衡，不愿继承前辈从事的农业，不愿回到农村。而市井文艺作品，也多以蔑视取笑农民为题材。如现代喜剧小品的前身——杂扮，“乃杂剧之散段。在京师时，村人罕得入城，遂撰此端。多是借装为山东、河北村人，以资笑。今之打和鼓、捻梢子、散耍，皆是也”⒁。看来至少有四种市民文艺是专以农民为笑料的。在人们的价值观发生变化背景下，“无悦而愿为农者，天下户口rì当耗失。则去为商贾，为客户，为隋游”⒂。宁愿从事末业或流浪打工，也不愿当农民。相应的是手工业等“末业”受到重视。高锡论道：“且务奇伎yín巧，浮薄浇诡，业专于是者，货易于是者，不苦于体，不疲干神，皆坐而获利焉。即如雕一寸之金，镂一寸之玉，比谷之价有几也?文一尺之绮，饰一尺之纨，比帛之价有几也?既金玉绮纨与谷帛之价不侔，又无凶稔轻重之弊，食以之具，衣以之余，以此则谁肯勤于农哉?”⒃与农业相比，从事手工业等不必下死力气吃大苦，产品价值高、利润大，又没有风险，难怪人们趋之若鹜，而逃离农业如避汤火。南宋时，事功学派的叶适，甚至率先否定了重农抑商的传统观念：“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⒄为工商业的发展鸣锣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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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史·食货志上一》。

②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6之29至30，běi jīng，中华书局，1957。

③薛季宣：《**集·奉使淮西回上殿札子》，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宋史·地理志一》。

⑤黄淮等编：《历代名臣奏议》，蔡戡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⑥⑩张方平：《张方平集·屯田》，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

⑦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景祐元年六月丁酉。

⑧《宋史·地理志四》。

⑨彭龟年：《止堂集·乞权住湖北和籴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⑾曹勋：《松隐集·上皇帝书十四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⑿苏轼：《苏轼文集·策别安万民三》，běi jīng，中华书局，1986。

⒀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元丰八年八月己丑。

⒁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⒂刘挚：《忠肃集·论助役十害疏》。

⒃高锡：《劝农论》，见吕祖谦：《宋文鉴》卷93，《四部丛刊》本。

⒄叶适：《习学记言·平准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最后是人口增多。北宋是人口数量大发展的时代，从《太平寰宇记》所载的宋太宗时的6499145户，到《宋史·地理志》所载的宋徽宗大观三年(1109年)的20882258户，约125年间增长14383113户，增长约221％，年均增长约115064户。不少学者认为，北宋中后期的人口数量突破了一亿大关。①

人口的剧增，使自然资源在不少地区出现危机。南宋时的两浙就是一个典型地区。叶适指出：

夫吴、越之地，自钱氏时独不被兵，又以四十年都邑之盛，四方流徙尽集于千里之内，而衣冠贵人不知其几族，故以十五州之众，当今天下之半。计其地不足以居其半，而米粟布帛之值三倍于旧，鸡豚菜菇、樵薪之鬻五倍于旧，田宅之价十倍于旧，其便利上腴争取而不置者数十百倍于旧……今两浙之下县，以三万户率者不数也。夫举天下之民未得其所，犹不足为意，而此一路之生聚，近在畿甸之间者，十年之后，将何以救之乎?夫迹其民多而地不足若此，则其穷而无告者，其上岂宜有不察者乎?……噫!此不可不虑也。②

在人多地狭地区，由于环境容量所限，往往无地可耕。再如福建，号称八山一水—分田，“闽中地狭小，民患无田可耕尔”③。可耕地有限，要减少人口与资源的矛盾，只有让人口向外流动，从而促进资源合理的配置：“居今之人，自农转而为士、为道、为释、为技艺者，在在有之，而惟闽为多。闽地褊，不足以衣食之也，于是散而之四方。”④在农业上发展已无出路，所以纷纷外出谋生，成为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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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程民生：《宋代户数探研》，载《河南大学学报》，2003(6)；赵瑶丹：《宋代户籍制度和人口数问题研究综述》，载《中国史研究动态》，2001(1)。

②叶适；《叶适集·水心别集·民事中》，běi jīng，中华书局，1961。

③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又劝农文》，《丛书集成》本。

④曾丰：《缘督集·送缪帐干解任诣铨改秩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二、流动人口的出路

二、流动人口的出路

大量的农民或被动或主动地离开乡土，如何谋生?不仅是他们、也是全社会的大问题。流动人口的无组织xìng，流动的盲目xìng，活动的无序xìng，以及生活和居住的不稳定xìng，尤其是其被逼流动所产生的仇恨、主动流动所显示的叛逆，更使统治秩序和社会治安面临着巨大挑战。社会如何消化、容纳他们，zhèng fǔ如何引导、安置他们，既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军事问题。

就zhèng fǔ而言，无非是再三强调重农，督促、鼓励垦荒、移民，企图把他们重新固定到土地上。但效果并不理想。宋太宗时，陈靖曾建议：“刺史行chūn，县令劝耕，孝悌力田者赐爵，置五保以检察jiān盗，籍游惰之民以供役作。”朝廷让三司讨论，“皆不果行”⑤。结果仍是“郡县多旷土，往往径三四十里，无一人耕者。问之，曰：逃矣……朝廷诏书yù招徕之，甚赦其罪戾，捐其租粟，济其不及。恩至深矣，犹莫有至者，异乎?”⑥原因在于他们不愿为农，另有其他出路。宋zhèng fǔ也只好另想安置、分流的办法。

(一)应募参军

均田制的瓦解带来的另一重大连锁反应，就是依附在均田制之上的府兵制的崩溃，继而代之的是募兵制。但唐后期和五代的募兵制往往伴随着强制xìng的“抓壮丁”。到了宋代，募兵制才得以正式并规范地实行，是中国古代唯一正式实行募兵制的朝代。募兵制也就是雇佣兵役制度，原则一是当兵完全出于志愿，没有强制；二是国家供养士兵衣、食、住和养家费用。也就是说，当兵不是义务，而是职业。一般来讲，宋zhèng fǔ反对从农民中募兵，恐怕影响农业生产。募兵制的一个前提是，必须有足够数量的闲散人员为兵源。宋代社会不仅具备了这个前提，更关键的是，可以以此安置、控制青壮年流动人口，防止其危害社会治安。募兵制的策略是：“天下失职犷悍之徒收籍之。”⑦重点招募离开土地的、浮躁而心怀不满的青壮年。正如王安石所说，“募兵多浮浪不顾死亡之人，则其喜祸乱，非良农之比”⑧。

宋zhèng fǔ的如意算盘是一举两得：既安置了流动人口，消除动乱的隐患，又将其转变为镇压工具。农民“一有失职，则饥殍随之，游惰之民，往往应募而为兵。一系军籍，则上下临制，如束湿薪，虽有jiān凶，无所逞也”⑨。所以，宋太祖为此非常得意：“可以利百代者，惟养兵也!方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而变生，则有叛兵而无叛民。”⑩与兵农合一的府兵制相比，兵农分离的募兵制别有用心地制造着兵农对立。潜意识中还有花钱免灾的意图，募兵所必须的巨额军费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为维护统治安全的投资。需要指出的是，募兵至六十岁退役后，重新成为无业游民：“壮则责以干戈之役，老则退为游惰之民。”⑾因而成为社会负担甚至祸害。如程秘指出：“比年放停之兵，奔溃之卒……昼则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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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宋史·陈靖传》。

⑥刘敞：《公是集·彼山诗》。

⑦马端临：《文献通考·兵考四》。

⑧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熙宁三年十二月乙丑。

⑨杨时：《龟山集·保甲》，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⑩晁说之：《嵩山文集·元符三年应诏封事》，《四部丛刊》本。

⑾田锡：《成平集·复井田论》，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乞，夜则狗偷，甚则三五为群，公肆喝取。”①由于没有技术和职业，只好以不正常手段谋生。

另外，这些离开土地的青壮年还可在北方沿边地区广袤的土地上充当半农半兵的弓箭手。“有边民应募为弓箭手者，请给以闲田，蠲其徭赋。有jǐng，可参正兵为前锋，而官无资粮戎械之费。”②但是，应募者“多浮浪阙食之人，唯幸借贷种粮、牛具等钱，而随即逃亡”③。赚取一笔钱财后，部分人再次回归到流动人口队伍中。

(二)应募服役

宋神宗熙宁年间，王安石进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改革运动，希望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其中与流动人口有关的，主要是免役法，即原来服役的人家交纳一定的钱后可以免役，官府用这笔钱募人服役，所以又称募役法。而应募服役者，不再是农民，而是那些流动人口。“王荆公安石当国，以徭役害民，而游手无所事，故率农人出钱，募游手给役。则农役异业，两不相妨。”④差役是按主户户等征发的，那些无地的流动人口自然不负担。实行募役法后，农民不再亲身应役，流动人口则有了长期、专门的工作，开辟了一条新的就业门路。因此有人认为：“官以其所人，为雇游手之民以充役，而游隋之民又得食其力于公。谓此法为不美，是天下无良法矣。”⑤给予充分的肯定。

也正因为如此，募役法遭到反对派的激烈抨击。焦点在于：“今召募四方浮浪之人充役，无宗族、田产之累，作公人则恣为jiān伪，曲法受赃；主守官物则侵欺盗用。一旦事发，则挈家亡去，变姓名，别往州县投名，官中无由追捕。”⑥应募者流动xìng强，没有拖累，因此难以信赖，作jiān犯科之后，官府更难控制。朱熹分析差役法和募役法的优劣时，认为互有得失：“而今所谓雇役便者，即谓不扰税人。然聚浮浪无根著之人在那里，又多害事。”⑦但据苏辙言：“所雇衙前或是浮浪，不如乡差税户可以委信。然行之十余年，浮浪之害，无大败阙。”⑧这些人见多识广，头脑机灵，善于办事，不像以前服役的乡村农民缺乏能力：“盖山野愚憨之人，不能干事，或因水火损败官物，或为上下侵欺乞取，是致欠折，赔偿不足，有破产者……况农民在官，官吏百端蚕食，比之雇人，苦乐十倍。(北方)五路百姓朴拙，间遇差为胥吏，又须转雇惯习之人，尤为患苦。”⑨所以，募役法屡废而屡兴。

(三)从事手工业

手工业历来是农户家庭收入的重要补充，宋代农民经常在农闲季节从事手工业。在离开土地后，由农人工，是一条天然的前进之路，是在生产领域中从第一产业到第二产业的转变。宋代发达的手工业吸纳了大量流动人口，而且多有人力密集的规模经营。其中以矿冶业最为突出。李觏指出：“东南之郡，山高者鲜不凿，土深者鲜不掘。失职之民，网漏之jiān，昼夜合作，足蹈重泉而不忧于陷，首戴川泽而不虞于压。矿石云涌，炉炭之熖，未之有熄。一泥一沙，蔑遗利矣。”⑩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不辞劳苦地在东南地区找矿开矿，创造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例如，湖南潭州浏阳县的永兴场，出产银、铜矿，“所集坑丁，皆四方浮浪之民”⑾。广东韶州蕴藏有五金矿产，“四方之人弃农亩，持兵器，慕利而至者，不下十万”⑿。其中的岑水铜矿，“聚浮浪至十余万，所收铜已患无本钱可买”⒀，足见就业人员众多，产量很大，官方已经无力收购。江西信州一带多铜、铅矿藏，“常募集十余万人，昼夜采凿，得铜、铅数千万斤”⒁。徐州利国监是北宋最重要的冶铁基地，有三十六冶，“冶各百余人，采矿伐炭，多饥寒亡命、强力鸷忍之民也”⒂，也聚集着数千流动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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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程珌：《沼水集·代上殿札子·其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宋史·兵志四》。

③范纯仁：《范忠宣集》附《恭献遗文·议进筑非便》，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魏泰：《东轩笔录》，卷4，běi jīng，中华书局，1983。

⑤郑侠：《西塘集·上王荆公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⑥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乞罢免役钱依旧差役札子》，《四部丛刊》本。

⑦黎靖德编；《朱子语类·论民》。

⑧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元祐元年闰二月癸卯。

⑨《宋史·食货志上三》。

⑩李觏：《李觏集·富国策第三》，běi jīng，中华书局，1981。

⑾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元丰元年十月巳未。

⑿余靖：《武溪集·韶州新置永通监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⒀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熙宁五年十一月庚午。

⒁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34之27。

⒂苏轼：《苏轼文集·徐州上皇帝书》。

另一比较典型的行业是四川的井盐业。地方官文同报告说：井研县自宋仁宗庆历以来兴起井盐，“界内已仅及百家。其所谓卓筒井者，以其临时，易为藏掩，官司悉不能知其的实多少数目。每一家须没(引按：应为役)工匠四五十人至三二十人者，此人皆是他州别县浮浪无根著之徒，抵罪逋逃，变易名姓，尽来就此，佣身赁力。平居无事，则俯伏低折，与主人营作；一不如意，则递相扇诱，群党哗噪，笄索工直，偃蹇求去。聚墟落，入鎭市，饮博jiān盗，靡所不至。已复又投一处，习以为业。切缘井户各须藉人驱使，虽知其如此横猾，实亦无术可制，但务姑息，滋其狡暴。况复更与嘉州并梓州路荣州疆境甚窑，彼处亦皆有似此卓筒盐井者颇多，相去尽不远三二十里，连溪接谷，灶居鳞次。又不知与彼二州者，工匠移人，合为几千万人矣”①。这些工匠都是外地流浪而来，在此以出卖劳动力为生。由于久在江湖，经历丰富，经常团结起来与井户斗争，以提高薪金。而井户必须依靠他们才能进行生产，不敢解雇、处罚，只有姑息笼络。这就意味着，他们在此地拥有很大的zì yóu度，至少没有超经济的人身强制。附近数州的井盐工匠也很多，虽不可能达到所说的上千万人，数十万人还是有可能的。

前边说过，宋代发达的手工业吸纳了大量流动人口，反过来说，大量的流动人口为手工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极大地促进了宋代手工业的发展。

(四)经商或进入城市

宋代农民有农闲季节从事商业的传统，如王柏指出：“今之农与古之农异，秋成之时，百逋丛身，解偿之余，储积无几。往往负贩、佣工，以谋朝夕之赢者，比比皆是也。”②那么，失业之后，经商、做工自是首选，或“转客于市，佣力以食”③，在城市打短工糊口。甚至违法贩卖朝廷禁榷的茶盐：“游手末作，颇不务本，往往冒法禁，贩茶盐，十百为群，以自取罪犯。”④此类活动风险大，利润高，最适合流浪、亡命之人为之。

劳动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进军，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道路。宋代商品经济发达，城市发展很快，城乡差距加大，“城郭之人优逸，而乡村之民劳苦也”⑤，从而加速了农村流动人口进城的步伐，数量巨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人他们向往的城市。如南宋时的建康，曾为“留都之地，四方失所流徙之民，往往多聚于此，皆无作业”⑥。宋宁宗嘉定二年(1209)，朝廷解散了庐、濠两州的忠义民兵20586人，其中的“无田之人，多入城市开张店业”⑦。这条珍贵的史料说明，进入城市经营商业是无地农民的一个比较普遍的选择。按前引“居作一年，即听附籍”的规定，只要能在经济上站住脚，便可以成为市民。

京师开封是最大的城市，人口最多，容量最大，如孟元老所说：“以其人烟浩穰，添十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⑧因而生存空间也最大，机会最多，成为流动人口改变人生的首选之地。所以，“京师升平rì久，游手浮浪最多，除旅居外，皆在火房(引按：最低等的客店)、浴堂、柜坊(引按：赌场)杂居”⑨。除少数人以外，他们多从事服务业和体力劳动，一般处于城市底层和城市生活的边缘。如南宋时的临安，就有“村落百戏之人，拖儿带女，就街坊桥巷，呈百戏、伎艺(引按：杂技等)，求觅铺席、宅舍钱酒之资”⑩，也就是以演艺讨饭。

(五)出家为僧

在宋代尤其是北宋，那些由逃避赋役或破产农民组成的流动人口纷纷涌入寺院，也是较为突出的表现。宋代初年，这种情况就已经很严重了：“东南之俗，连村跨邑，去为僧者，盖慵稼穑而避徭役耳。”仅福建泉州，未剃僧尼系籍者就有4000余人，已剃度为僧者数万人，连宋太宗都感到“尤可惊骇!”⑾在京师开封的寺院中，更是各sè流亡人口的汇聚之地：“京师僧寺多招纳亡赖游民为弟子，或藏匿亡命jiān人。”显然，开封寺院里的“亡赖”、“游民”、“亡命”之徒实在太多了，在这种背景下，宋代形成了一个庞大复杂的僧侣阶层。宋真宗天禧末年，全国有在册僧397615人，尼619人，总共458854人。⑿北宋末年，全国在册的僧尼以及尚未剃度的童行，加上“田园力役之隶，合集不减百万”!⒀即使以天禧末年数字为准，也是自唐代至元代数百年间的最高数额。我们知道，宋zhèng fǔ并不佞佛，但其僧倡却如此膨胀，显然主要不是鼓励和信仰所致。他们层次不高，动机不纯，主要关注的不是jīng神而是物质，不是来世而是现世。宋代佛教的特点是世俗化，僧侣的特点是入世化，与上述情况有直接的关系。⒁

(六)沦为流氓或盗贼

在以上各条道路都走不通的情况下，抑或是在以上各条道路的间隙，他们只好铤而走险，用盗窃、抢劫等暴力手段，获取生活资料，以维持生计或满足奢侈需要。例如，在南宋时的福建漳州，就有这样一大批祸害民间的流氓团伙，强行乞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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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文同：《丹渊集·奏为乞差京朝官知井研县事》，《四部丛刊》本。

②王柏：《鲁斋集·社仓利害书》，丛书集成本。

③王称：《东都事略·张永德传》，宋史资料萃编本。

④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建宁府劝农文》。

⑤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元祐二年正月辛巳。

⑥周应合：《景定健康志·庐院》，《宋元方志丛刊》本。

⑦马端临：《文献通考·兵考八》。

⑧孟元老著：《东京梦华录·民俗》，běi jīng，中华书局，1982。

⑨陈均：《九朝编年备要》，靖康元年闰十一月丙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⑩吴自牧：《梦粱录·百戏伎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

⑾⑿李攸：《宋朝事实·道释》，《国学基本丛书》本。

⒀许翰：《襄陵文集·论释氏札子》，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⒁参阅程民生：《略论宋代的僧侣与佛教政策》，载《世界宗教研究》，1986(4)。

此间多有一般无行止jiān雄、浮浪客旅，上既非商贾贩卖之流，下又非残疾跛躃之辈，形貌巍堂如大兵，气力凶狠如暴虎。假名尤溪师巫，或携刀子，或鸣牛角，或吹竹筒，或木拳槌胸打业，或蓬头，或**，入人家乞讨。厉sè峻辞，如诛所负，排门逐户，无一放过。应之稍迟，便出恶口，人户畏惮，不敢讥呵……横者熟覸其人，实非乞丐，乃假托此态，窥觑人门户，为盗窃计。目今夜行之党甚炽者，多此曹之预其间也。①

这些浮浪游民行止不定，身体健壮，气势汹汹，挨家挨户地敲诈勒索，疑似低层次的黑社会。再进一步，就是打家劫舍的匪徒了，所谓“生资不给，则转为工商，不得已而为盗贼”②。甚者集结起来暴动，哄抢财物，攻打州县，公然与官方为敌。前者如曾巩指出的那样：“诸处自来盗贼，并是外来浮浪行止不明之人，或是本处素来无赖之人。”③流动作案的情况比较多。著名的宋江起义，就是流动人口中的“亡命之徒”组成的：“宋江啸聚亡命，剽掠山东，一路州县大震。”④因而林勋在《本政书》中概括指出：“今农贫而多失职，兵骄而不可用，是以饥民、窜卒，类为盗贼。”⑤

沦为盗贼最终的结果大体是被捕和被镇压，无论对官方还是个人都是悲剧。南宋初的侍御史张致远说过：“东南土地不加广，而rì以荒芜；租赋不加饶，而rì以腹耗。盖缘民以力田为苦，而游手者军伍收之，避役者度牒假之，强悍者盗贼死之。”⑥他概括的离弃乡土者只有三条道路：或当兵，或出家，或沦为盗贼，而最后一条无疑是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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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淳：《北溪大全集·上傅寺丞论民间利病六条》。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宋史·食货志上五》。

③曾巩；《曾巩集·申明保甲巡jǐng盗贼》，běi jīng，中华书局，1984。

④张守；《毗陵集·左中奉大夫充秘阁修撰蒋公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⑤《宋史·食货志上一》。

⑥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绍兴五年二月乙酉。

三、宋代流动人口的历史意义

三、宋代流动人口的历史意义

宋代被排斥出土地的劳动者比唐代多，相应的是出路和机会也比唐代多。唐代失去土地的农民，多是“依托豪强，以为私属”⑦。这些私属与地主有着很强的人身依附关系。而宋代即使当佃户，也是契约租佃制下的客户，属于国家的编户齐民。唐代失去土地的农民有的还沦为奴隶，而宋代已很少“类同畜产”的奴隶，史料中所谓的奴仆，实际上都是平民，如宋真宗说：“今之僮使，本佣雇良民。”⑧宋代失去土地的流动人口，在比较宽松的社会环境中可以比较zì yóu地探寻生活之道。这是唐宋变革的产物。具体说，其历史意义有以下几点。第一，改变了社会结构。范仲淹曾说：“古者四民，秦汉之下，兵及缁黄共六民矣。今又六民之中，浮其业者不可胜计，此天下之大蠹也。”⑨实际上，士兵单独成为一个阶层，始自唐代府兵制灭亡以后的募兵制，“唐宋以来，始专用募兵。于是，兵与民判然为二途”⑩。当兵由此成为一种职业即就业方式。还有人甚至说宋代有“八民”：“古之民四，而农居其一。今之民，士、工、商、老、佛、兵、游手，合为八，而农居其一。”⑾此说把“缁黄”分为“老、佛”，没有什么意义，新添的是游手，大致就是本文所说的流动人口，表明他们已经是一个比较固定而庞大的社会阶层。北宋中期，陈舜俞说：“以今天下之口，无虑二千万，跻汉轶唐，可谓盛矣。然籍而为兵戎者，常数百万，遁而为老佛者，又数(十?)万，雕琢之工、游靡之商、府吏胥徒之类，医巫、卜祝、声乐之伎，合而言之，无虑数百万，此其略也。”⑿各自都形成为庞大的阶层。宋代的人口流动还包括阶层之间的流动，其分流充实的工、商阶层，比以前更壮大，在社会上的地位更重要。四民的比例改变，传统的士农工商范围进一步被冲破，社会结构趋于多样化。

第二，促进了商品经济和城市的发展。从宏观上讲，流动人口一般属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村人口大量向工商业生产和城镇转移，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是社会总劳动在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之间的重新分配；大量的人口脱离社会生产，寄身于军队和寺院，则说明生产领域拥有更多的剩余供养他们，尤其是农业生产率的提高。陈舜俞说：“古之工，居民之一；今之工，居民之百。古之财，君取其一，民食其九；今之财，君取之，浮屠、老子者又取之，转以衣食于百工。是以百工rì富，而农rì贫。”⒀手工业的就业人数之所以剧增，就是因为社会广泛需要，容易致富。非农业人口的增多，也促进了商品经济发展。流动人口是生产者，是城镇发展的活力，为城镇建设提供了廉价劳动力；同时也是消费者，带来了衣、食、住、行等最基本的生活需求，扩大、刺激了城镇消费，也刺激了为流动人口服务行业的产生和发展。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过程，相应的也是城市化过程。宋代是我国历史上城市大发展的时代。唐代十万户以上的城市有十多个，宋神宗时则有四十多个，宋徽宗崇宁年间上升为五十多个。⒁大城市周围还形成了许多草市镇，城区范围也一再扩大。城市不仅数量持续增多，质量也发生了大变化。如坊市制被打破，开设店铺八．平不受地点和时间的限制，生产和流通的空间急剧扩大，就业人员相应地急剧增多。这与进城的流动人口增多有密切的因果关系：既为容纳流动人口提供了广阔的场所和众多的机会，他们的到来又迫使城市扩大膨胀。由此，又促进了城镇产业结构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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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陆贽：《翰苑集·均节赋税恤百姓第六条》，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⑧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咸平六年四月癸酉。

⑨《范仲淹全集·范文正公文集·上执政书》，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

⑩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⑾⑿⒀陈舜俞：《都官集·说农》。

⒁朱瑞熙：《宋代社会研究》，第14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3。

第三，社会矛盾更加复杂。首先表现出来的是农村社会矛盾激化。一方面是农民与官府的矛盾激化，一方面是农民与豪强地主的矛盾激化，结果是失败的一方——失去或放弃土地的破产农民增多，汇成流动人口大军。这支以青壮年为主的流动大军，流动无规则，随意xìng大，又相对分散，难以管理，本身就是极不稳定的因素，对统治秩序是一个极大威胁。他们进入军队，把不稳定因素也带入军队，宋代小规模的兵变因而不断爆发，“军贼”众多。他们进入寺院，使僧侣鱼龙混杂，失去了超脱庄严，不守戒律和作jiān犯科者非常普遍，正如宋仁宗时判都省马亮所言：“天下僧以数十万计，间或为盗，而民颇患之。”①他们进入城镇后，自然又在统治集团的腹心之地带来一系列新问题，城市管理难度加大。所有这些，都迫使宋zhèng fǔ加强zhōng yāng集权，以便从宏观上控制大局。

第四，流动着的社会不郁积矛盾而相对稳定。宋代社会虽小乱不断，但由于人口流动，环境、职业改变了，身份转换了，矛盾或分散、分解，或惹不起躲得起，不至于郁积祸患。所谓“方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而变生，则有叛兵而无叛民”②，就是一种表现。两宋总共发生三次大的农民战争，即四川的王小波与李顺、两浙的方腊、湖北的钟相与杨幺起义，都是局部的、短期的，始终没有酿成全国xìng的大动乱，国内的阶级矛盾始终小于与辽、夏、金、蒙古的民族矛盾。全国的宏观局势相对稳定，所谓“拉不住罩得住”。

(责任编辑：周奇常山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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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攸；《宋朝事实·道释》。

②晁说之：《嵩山文集·元符三年应诏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