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爱文学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209章 出镇河中(六)

李曜领后军本来走得不急不忙，这次朱温偷袭河中是他一手安排的，但却不是历史上原本会有的一件事，这是一个变数，他无法以“先知”的姿态去应对。
在他设想里，王珂虽然在历史上被朱温不战而夺了河中，但那次是因为李克用无法出兵相救，王珂自知不敌，无可奈何之下才做出的决定。

然而这一次却大大不同，李克用的河中大军刚刚在关中平乱，并且取得了辉煌的战绩，这个时候朱温偷袭河中，王珂应该不至于手足无措，只要坚持到李克用赶到，此番大难也就该有惊无险的过去了，毕竟此时的朱温应该不会生起和李克用战略决战之心。不过与此同时，朱温毕竟已经统一中原，按照汴梁的战略态势，也应该会用这次对战来试探一下河东军的实力，以此来做一个敌我实力对比，所以朱温虽然不会大打，但也绝不会不打，指望他如以前一样看见李克用就退避三舍，那也不可能。基于这个设想，李曜才会故意掉在后军，目的就是在梁晋双方战成僵持之时，以生力军、救世主姿态杀入战场，一举决定胜负，从而为他下一步计划打下基础。

应该说李曜这样的想法，还是有理有据，符合事情的正常发展脉络的。然而人算不如天算，王珂居然只撑了一天，就被朱温的气势汹汹被吓破了胆子，竟然直接开城请降了！这消息真是让李曜这么时刻控制自己情绪的人都恨不得破口大骂：竖子不足与谋！

不过，李曜心中虽然恼火，但他毕竟是个在战略问题上很沉得住气的人，面上只是微微皱起眉头，问道：“安时，你来时，大王可还有别的话命你转达？”原来这次来通知李曜的使者，居然是郭安时，也就是郭崇韬。

李曜与郭崇韬有一面之缘，是上次从扬州回太原之前，那次李嗣昭派了任圜为其使者秘密会见李曜，而同时郭崇韬也作为李克用的使者去面见杨行密和李曜，转达了李克用希望李曜早日北归的意思。

不过那一次时间紧急，郭崇韬与李曜并无多少交流，只是例行公事一般地说了正事。李曜当时发觉郭崇韬与他说话，纯粹公事公办，没有丝毫表示亲近之意，这说明郭崇韬并不如何看好自己。李曜虽然知道郭崇韬的能力，有心尽早将他收之麾下，但这种事不能强来，人家既然还看不上自己，那说明自己这棵树还算不得上好的梧桐，引不来凤凰。他知道自己当时还如同易经里说的潜龙在渊，最是需要低调隐忍，积累实力之时，也就没有露出对郭崇韬的招揽之意。

然而河东的局势在李曜北归之后却骤然大变，数月之间，李克用原本最有声望地位的两名义儿李存孝、李存信接连失宠，李曜却因为那场令人拍案叫绝的所谓“三千对二十万”之战而再次名动天下。他用如此微薄的兵力将朱温后院闹得鸡犬不宁，甚至一度拿下洛阳，使朱温被抓一子，而汴军重要人物张全义如今还被软禁在太原，这般战功，使得他在河东军中的地位上升得飞快，虽然其本兼各职级别并不算高，但实际上他如今几乎已是河东除李克用以及盖寓之外的第三号人物，前途不可限量。

郭崇韬自投李克用沙陀集团，如今已经十四五年(无风注：郭崇韬投李氏时间史书无明确记载，且各资料多有冲突，拙作采用这一时间的说法，其缘由在本章正文之后以附录说明，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一看，无兴趣的朋友请无视。)，如今仍旧不过区区左教练西宫使。而此时的李曜却已然从潜龙在渊，逐渐有了见龙在田甚至飞龙在天之势，其在河东军中地位的突然暴涨，使得再迟钝的人都意识到：在将来的河东，纵然李曜没能如愿继承晋王爵位，也必然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

郭崇韬也是有抱负的人，从此以后自然也就对李曜开始变得关注起来。这一关注便突然惊讶的发现，原来李曜之前虽然低调，其实却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势力集团。且不说人所尽知的李嗣昭、李嗣源、李存璋那一批原本与李存孝交好的义儿兄弟如今个个都身居要职，在李存孝叛逆失宠之后几乎都改投或者说团结到李曜门下，就说李曜自己竭尽心力培养出的开山军、军械监两大体系，其真实实力就足以令人震惊。

开山军是以原飞腾军为基干新建之军，这支新军虽然名称是新的，但兵也好，将也好，都是有着丰富战争历练的旧人。该军不仅因为近水楼台先得月，可以拥有军械监源源不断生产出的最新武器装备，且战斗经验丰富，无论攻城略地、固守城寨，数年无一败绩，这一点连黑鸦义儿军都不及——上次在魏博，黑鸦军就跟着李存信吃了败仗。

而从该军的重要将领来看，更是强大：军使李曜本人当初被称为河东双璧之一，历来有算无遗策之美誉，其人作风严谨，深得军中将领、士卒爱戴，一言既出，万夫效死，乃开山军之灵魂；副军使李承嗣，屡有大功，在淮扬时开始接受李曜指挥，亲身经历三千骑兵牵着二十多万大军“遛狗”，同时还攻陷数城的神奇作战，对李曜推崇备至。李承嗣对骑兵的训练、运用十分老道，这也是李曜用他为副使的重要原因；都虞候史建瑭，白袍将史敬思之子，智勇兼备，为人沉稳果毅，执法严格，其神射之精，也是冠绝河东；牙兵旅帅朱八戒，在李存孝被束之高阁之后，多被人暗称为如今河东第一悍将，兵器为军中少见的精钢棍，此人为李曜家奴出身，自幼受李曜大恩，对其忠心耿耿，开山军牙兵旅的日益壮大，与他魔鬼式的训练是分不开的；乙旅旅帅拔塞干·咄尔以及丙旅旅帅处木昆·克失毕二人皆五院诸部之胡儿，二人性格迥异，但同时深谙骑兵之道；丁旅旅帅张光远、戊旅旅帅刘河安二人为汉人，步骑皆精，几年时间下来，二人军中的胡人已经通过李曜的数次调整逐步分流，如今军中七成汉儿，三成胡儿；己旅旅帅史俨，也是一员悍将，性格坚韧，对军令的执行从不打折扣，从扬州北归之时，如果说李曜为战略战术总指挥，李承嗣为副总指挥，那么朱八戒、史俨二人就是冲杀敌阵的左右两路先锋官，其个人武力或许稍逊憨娃儿，但对骑兵的引导应用，却要高出一筹。

既有名师大将，又有完备后勤，而其兵力也仅次于黑鸦军，甚至已超越铁林军，显然手握这样一支军队的李曜，其在河东的地位是难以动摇的。

而除了开山军之外，李曜手中还有一个不逊于前者甚至犹有过之的大筹码：河东军械监！

河东军械监，在李曜未曾入主之前，在河东高层眼中，恐怕连屁都算不得一个。用后世的话来形容，那就是典型的“打酱油”。只不过是河东军事集团羽翼下的一个小小附属品，什么？你问地位如何？地位就是压根没地位嘛！

而在李曜入主河东军械监之后，河东军械监五个字，简直是令天下侧目。其在军备供应上的强大，只消去看河东军的武器装备这数年来全军换了两遍、大型军械足够支持同时攻打四座长安级别的巨城就足以说明问题。而军备生产的强大，还只是河东军械监的不到一半能力——甚至不到四分之一能力。

河东军械监最叫人眼馋的，反而是它在民用方面的强大。譬如说：如今在大唐境地内，甚至包括附近的契丹、奚等部族，若要买铁器，一般有两种：一是当地自行打造的，一是河东军械监生产的。而河东军械监所产的铁器，不仅种类齐全，而且铁制上佳，坚固耐用，虽然价格总比当地自产的要贵两三成，但仍然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状态。而河东军械监所产铁器，很难被造假：其上有非常精致细密的铭文，一般会有三条：“河东军械监监制”、“乾宁元年某月某日”、“太原叁厂贰壹肆柒”等类似字样。这一防伪工艺，在外人看来是极为不能理解的，因为按照一般工艺流程来说，一把铁锄头打上这三行字的话，费时费力费工，豆腐弄成肉价钱了，完全没有必要，但河东军械监的产品却偏偏一直坚持这个做法，不知何故。

李曜当然不会告诉他们：铭文工艺对你们来说有难度，对我军械监来说，不过就是过一道类似印一般的流水线罢了。之所以要这样做，原因有三：第一，坚持精品战略，使人一说好铁器，直接想到的就是“河东军械监监制”，这也就是后世名牌效应，有了这个，才有品牌溢价；第二，防伪，这个不用多解释，外人要弄这样的铭文，成本飞升，还不见得弄得像，如此就成了亏本买卖，自然就没人愿意假冒了；第三，责任到人，比如“太原叁厂贰壹肆柒”，就表示这件铁器是军械监太原三厂第二百一十七号工匠生产的。至于第二百七十一号工匠是谁，军械监自然有档案，如果出现质量问题，直接责任到人。这个制度是军工制度直接用于民用器械的产物，其实反过来想，仍然是为了满足前面的“精品品牌战略”。

制造并贩卖铁器农具，只是河东军械监民用商务活动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种，此外还有许多生意。比如水陆运输、布料、染料、煤炭、矿山、建筑……甚至还有修路架桥，按照外间有些玩笑的说法：“河东军械监除了没开窑子，简直什么都做。”这话当然夸张了很多，但也能说明河东军械监用后世的话来说，实际上就是一个横跨多产业的超级大托拉斯。唯一的区别就是：这个大托拉斯没有董事会，更没有什么股东大会，其事务基本上由其掌监李曜一言而决。这情况要是放在后世，估摸要被叫作独-裁。

为何李曜在河东高层人缘好？有这样一个军械监在手，大伙为自家兵丁要武器装备得找他，要战争储备得找他，甚至想建个更好的营房都得找他，拿人手短，吃人嘴软，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那人缘还能差得了？李存信被杀之后，连李存贤都数次在公开场合附和赞同的李曜的话，还不是形势所迫？

正是因为这些，郭崇韬这次面见李曜，态度就好得多了。

只见他拱手一礼，客客气气道：“大王还问，水运处的大船，是否可以在半月内赶到？”

附录：

(一)关于投李氏之时间

(册府》卷三0九：“太祖杖钺雁门也，崇韬为李克修之纲纪、从定京师、平巢贼”。若依此，则崇韬之投李氏或在“太祖杖钺雁门”之前，亦或在已授雁门节度之后。今由所谓“杖钺雁门”之时间考之。

1.薛史《《武皇纪上》有误

薛史《《武皇纪上》：中和元年(881)“四月……天子乃以《武皇为雁门节度使……《武皇即率鞑靼部万人趋雁门。五月，整兵二万，南向京师。”然《新唐书·表·方镇二》：唐之设雁门节度，乃在中和二年(882)，此前雁门非镇名，属代州，为河东节度所辖。可见《武皇纪上》有误。

2.《新唐书·沙陀传》亦有误

《沙陀传》云：中和元年“有诏拜克用代州刺史、忻州兵马留后，促本军讨贼，克用募鞑靼万人。趋代州。”至中和二年(882)，克用率二万五千入南下，“自阴地(地处汾州南界，在今山西灵石县南。关久废)趋晋(即晋州，治所在今临汾)，会河中，帝闻，擢克用为雁门节度。”此亦有误。

3.“杖钺雁门”辨正

据《通鉴考异》卷二四所引《后唐太祖见闻录》：中和元年三月，“陈景思赍诏入鞑靼，召李克用屯蔚州(今山西灵丘)，克用因大掠雁门以北军镇。”司马光进一步考日：“是岁(笔者按，即中和元年)，克用但攻掠太原，又陷忻代二州，明年十二月，始自忻代留后除雁门节度使。盖此际(按，即元年三月)赦其罪，复为大同防御使(按，大同军治所当在朔州之马邑，亦即今朔县东)，及陷忻代，自称留后，朝廷再招之，始除雁门。薛史误也。”《通鉴·唐纪七一》进一步订日：中和元年，“李克用虽累表请降，而据忻、代州，数侵掠并、汾，争楼烦监……诏(王)处存谕克用：‘若诚心款附，宜且归朔州俟朝命”’。此皆明证：初，并未授忻代留后，而是复其大同防御使，召屯蔚州；其忻代留后，乃为中和元年夏陷忻代后而自称；当然，此时更未授雁门节度。关于其自称忻代留后的时间，据《唐末见闻录》、《太祖纪年录》等载：李克用于元年五月南下，因“遇大雨，六月二十三日班师雁门”，三十日“却回，收却忻、代州”。可知，据忻代而自称留后自当由中和元年(881)七月始，而天子诏命其为雁门节度，时在克用率部真正南向京师行至河中之时。其时间，《太祖实录》订为“明年(即中和二年)正月”，而《太祖纪年录》与上引《通鉴考异》俱订为二年十二月，据上诸考，当依张昭《纪年录》及司马光等十二月说。由上观之，所谓“太祖杖钺雁门”，实为陷忻代而自称留后，其时间自中和元年(881)七月始，至二年十二月南向京师止。而(册府》等所谓“杖钺雁门”，乃为隐恶夸饰之语。

4.崇韬之投李氏，非在李克用自称忻州兵马留后之前

据《资治通鉴考异》卷二四所引《唐末见闻录》、《太祖纪年录》等载，唐乾符以降，李克用虽于大同兵变后自称大同防御留后，然国昌、克用父子之势力只在代北。于其时也，代州为河东节度所辖，李克用虽时南下侵掠，但代州始终为河东抵御沙陀之前哨。于此期间，沙陀最大一次南下时在广明元年(880)正月：据《通鉴·唐纪六九》可知，其一路风驰而下，意在剽掠，并未得攻入代州城内。故可知崇韬不可能于此时投李氏。又据薛史及《通鉴》，乾符六年(879)冬，李钧将上党(按，即潞州，今山西长治市，时为昭义军治所，上党为其秦汉时旧名)太原之师屯于代州；广明元年(880)春，天子复命李涿率兵数万屯代州；三月辛未，宰相郑从傥充河东节度，由是沙陀不敢冒犯；至六月，李涿攻蔚州(山西灵丘)，国昌战不利，七月，“独与克用及宗族北入鞑靼”。

由上可见，广明元年之前，在时人眼中，李国昌父子乃北蕃加叛逆，看不出日后将有飞黄腾达之势，故崇韬于此时断不会叛朝廷弃父老而投沙陀。设若居然如此，当国昌“独与克用及宗族北入鞑靼”之时，其将焉往？以是推定，崇韬之投李氏，肯定不早于中和元年五月李克用南下据忻、代之时。

由上可订，崇韬之投李氏，当在中和元年七月至二年十一月间。

（二）随李克修于昭义典军务之时间

关于李克用何时得潞州及泽州，诸史所载错讹纷乱、杂无头绪。本文限于主旨，不能细陈爬梳考核之始末，今权将结论归纳如下：

1.关于昭义分为两节及克用初只取一郡说

(1)关于昭义之有几郡。《元和郡县志》卷十及《旧唐书·地理志》皆载，昭义节度，又称泽潞节度、上党大都督府，治潞州，领潞、泽(今山西晋城)邢(今河北邢台)沼(今邯郸东北)磁(今河北磁县)五州。然而，《新唐书·孟方立传》所载之昭义，却只有“潞、邢、沼、磁四’。那么，泽州哪里去了？据宋人张齐贤《洛阳揞绅旧闻记》卷二《齐王张令公外传》、《通鉴考异》卷二五、薛史《张全义传》等考之，光启二年(886)之前，泽州为河阳军(治所河阳，今河南孟县西)诸葛爽部所据。

(2)克用非同时取泽、潞二郡说。上引(孟方立传》又载，因孟方立“谓潞险而人悍……乃徙治龙冈(即邢州)”，由是引起潞人怼言，遂致引克用取潞州。“自是，孟方立以山东三州为昭义，而朝廷亦命克修，以潞州旧军畀之，昭义有两节，自此始。”《旧唐书·僖宗纪》，薛史《武皇纪上》、《李克修传》，《通鉴·唐纪七一》皆因此说，谓克修初只取一郡。那么，克用何时方得泽州？据《通鉴考异》卷二五所引后唐张昭《太祖纪年录》、薛史《张全义传》、《武皇纪上》、《李克修传》考之，光启三年，河阳军内战，李罕之、张全义以泽州赂克用以求相助，克用遂以安金俊为泽州刺史。依司马光所考，其时间当在六月。

2.关于克用连得泽潞二郡说

《通鉴考异》卷二五“十月，克用取潞州”条引薛史(孟方立传》(按，非今所传之薛史)，“四年二月克用自河中陕度河”条引《太祖纪年录》及《旧唐书·王徽传》等又认为，中和三年十月前已据泽州，或日，光启三年时，克修既已“连收泽潞二郡”。

3.当以初只取一郡说为是

考唐末之泽潞，乃为各家纷争之地，易手频繁，诸史之异，或各据一端。由中笔者疑中和三年(883)至光启四年(887)之间，克用或曾一度占据泽州，既而复为河阳所据。今权采初只取潞州一郡说。其取潞州之时间，薛史《武皇纪上》订为中和三年十一月；而《李克修传》及《通鉴考异》卷二五所引《孟方立传》皆订为十月；《通鉴》则进一步订为“冬十月辛亥(十八)”。今依《通鉴》。由此，订克修当于中和三年冬十月辛亥(十八)之后仅称留后，至四年八月始表为昭义节度较为合理。

4.崇韬典军务之时间

由上可知，崇韬之典军务，自当在中和三年(883)十月辛亥(十八)之后。

(三)奉旨凤翔及用为中门使

1.奉使凤翔

此事详情不见史载，笔者推测，事当在大顺元年(890)夏秋之季张涪伐河东之时。据史，克修于大顺元年三月卒，由是，崇韬“归隶太原，以为典谒”。五月壬子，张？睿帅师发京师，六月，“会宣《武、镇国、静难、凤翔、保大、定难诸军于晋州。”至八月，克用部将李存孝擒孙揆，伐河东之众遂节节败退，至十一月大败而归。由此分析，崇韬之“奉使凤翔”，时当在五月至八月之间，旨在游说凤翔帅李茂贞，以瓦解张涪伐河东之行动。据《通鉴》，此次进兵中，“邰、凤之师未战而走”，“(韩)建兵不利，静难、凤翔之兵不战而走……静难、凤翔、保大、定难之军先渡河西归，溶独有禁军及宣《武军合万人，与韩建闭城拒守。”《通鉴考异》卷二四引《太祖纪年录》云：“邰凤之师望风遁归。”由上可以看出，如果说李茂贞的凤翔军在此次行动中起了什么作用的话，那就是每战率先“不战而走”、“望风遁归”，以陷张溶于孤立挨打之境地。据史，此后一段时间李茂贞渐与克用密切，故日崇韬“奉使凤翔，称旨”。(册府》卷三四七、三0九俱载：“奉使凤翔，称旨”，迁左教练西宫使。依上考，事当在大顺元年(890)六月间。

以上考证主要参照刘国宾先生《郭崇韬生平事迹考辩》，转论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