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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一念之差

我的父母当初是不是由于一念之差而结合的我不知道，因为我从小到大没有和他们生活在一起，他们在京郊丰台的铁路工作，住在铁路宿舍，我和奶奶生活在北京城里，这点地理上的距离加大了我们之间心理上的距离。
在我过去这40多年的生命史上，远离父母的生活将我塑造成了一个性情散漫的自由主义者。好在那时侯，我学会了一点儿不三不四的雕塑手艺，隔长不短地揽件雕塑的活儿干干，挣些个散碎银子，维持自个儿闲散的生活。

1991年4月7日是个晌晴薄日，上午10点多钟，我正兴高采烈地和一个搭档做一个表情端庄的人民女教师的雕像，我的呼机响了起来，我满怀怨气地拨通了电话，是弟弟焦急的声音，“爸病了，现在铁路总医院，你快过来，打的过来。”

搁下电话，我几乎是小跑着来到马路边儿，等不及那廉价面的，我打了一辆对我而言太过奢侈的夏利。

来来往往的车在我面前不断闪过，我脑子一片空白，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到了铁路医院门口的。还没等我下车，弟已扒在窗口带着哭腔说：“爸死了”。

这一天是星期天，没什么人看病，我们走到一条走廊昏暗的中部，妹妹迎上来，流着眼泪说：“哥，爸死了，让公共汽车给耽误了，爸在车上发病了，他们不给拉医院抢救，给拉总站去了，放锅炉房好几个钟头……”

我看着躺在担架床上的父亲，半睁着眼，半张着嘴，额头上沁出淡淡的血痕，我伸出手，把他冰凉的眼合上。妹妹在一边说：爸是不是还没死，再抢救一下。我看了一眼坐在旁边的医生，他说已经死了，送太平间吧。

一切都已不可挽回。

父亲4月7日这天出行，是要到沙河三伯家给奶奶扫墓，顺便也和在京的几个弟弟们聚一聚。他在家是长子，又是孝子，为了这个“孝”字，他夹在我奶奶和我妈两个脸色同样阴沉的女人中间，一生过得都不痛快。

我家祖上是旗人，皇上在的时候，靠铁杆庄稼，有吃有喝，*以后，日子就渐渐衰败。据说爷爷干过倒卖古董的生意，没挣着钱，又到门头沟煤矿给人当账房先生，也没干长久；因为患有高血压，爷爷一生无正当职业。到父亲十几岁的时候，我家已沦落为城市贫民。身为长子的父亲在14岁的年头，到铁路上当了一名司炉，那时还是日本占领时期，他每天从城里到丰台机务段去上班。父亲在家中是长子长孙，从小倍受宠爱，用***话讲，家境尚好时，父亲想要什么，就买什么，一不高兴就掀桌子；我难以想象，童年时那么顽劣的父亲却以14岁的少年之身，一下子就挑起了养活父母和4个弟弟的重担，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由于父亲的工作，我们这个贫苦破落之家才得以维持。

伴随父亲一生的痛苦可能源于他的婚姻。在他结婚之前，奶奶是一家之主，他挣的钱全交给奶奶。结婚之后，他在丰台铁路宿舍安家，把工资全交给奶奶就不合适了。当年他的财务分配情况，我并不知晓，童年的记忆中，是父亲在每月15号发工资这一天，下班后会准时骑车上北京，把该给的钱交给奶奶。父亲是素食者，每次回来，奶奶给他做的饭都是白菜鸡蛋馅饼，父亲吃得很香，但沉默寡言。我带着一种崇敬的心情在一边看着他，他几乎从来不和我说一句话。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未来北京看过我。她是黑龙江人，刁钻、自私、言语刻薄，念过中学，后来又在天津铁道学院进修过一年，在50年代的基层，她也算个“大知识分子”了。

我大约是在上小学四五年级以后，才比较近切地接触到母亲。那是放寒暑假的时候，我回丰台的家住几天。丰台的家沉闷、阴郁，和在那的姐姐妹妹见了几面，因为平时不在一起生活，彼此生疏，不怎么说话。记得母亲是个衣着考究的人，穿的比孩子讲究得多，每天下班以后，她对子女也不怎么说话，偶而说一两句话，不知怎么的，她的脸就会突然耷拉下来，阴沉着，下巴颏抵在胸前，不大的眼睛凶巴巴地看着你。爸是跑车的，上下班没点儿，回来之后，她也不大和他说话。他自己撅着屁股给自己做饭吃，通常是炸一点花椒油，煮点儿两样面面条，吃了。

偶而有事，两个人很低沉地说话，常常是说着说着，父亲就很凶地发起火来，粗声大气地说一句什么，母亲就不言语了。见过几回这样的争吵，我多少明白了那其中的内容。母亲这个人一天到晚想的事情，很多是围绕着自己的利益，而她在谋划个人利益的时候，往往要损害到别人的利益；当她将这样的念头讲给父亲听的时候，忠厚耿直拙于言辞的父亲最后往往吼出：不行！我想母亲是知道父亲是怎样一个人的，她之所以几乎每天都要上演这么一出，是不是想在漫长的生活中用这种法子折磨父亲做人的信念，最终改变父亲。不过她的这种企图在他们30多年的*当中没有得逞。面对这样每日的言语折磨，拙于言辞的父*益变得沉默寡言。跟我们这些子女们也几乎没有一句话。我们父子一场，我几乎记不起他跟我说过的一句开头的话是什么。

父亲一生绝大部分的轨迹是，上班—下班—发工资给奶奶送生活费—吃奶奶给他烙的白菜鸡蛋馅饼—骑自行车回丰台。

当初，母亲这样高学历的人怎么看上仅仅小学文化的当火车司机的父亲呢？我判断可能有三个理由：一是父亲身材魁梧，相貌堂堂，年轻时父亲的英武对女人是有吸引力的；二是父亲当时是个不错的业余足球运动员（他有国家二级运动员证书），60年代，他所在的足球队曾获北京工人足球联赛的冠军；第三个原因，父亲干的是工人中比较体面的职业火车司机，收入较一般人多一些。我想，这三个理由是促成当时他们结合的主要原因。

父亲在他60年的生命史当中，最困难的是在“*”时期，个中原因来自母亲。“*”开始后，各个单位纷纷成立红卫兵等造反组织，能说会写的母亲也不甘寂寞，加入了一个造反组织，并当了其中的一个小头头。对于母亲的活动没有能力干涉的父亲每天仍开自己的火车。在革命搞得如火如荼的同时，他们的夫妻关系也出现了巨大的裂纹：母亲在外找了个相好的男人，她一面进行热火朝天的革命活动，一面进行热火朝天的婚外恋活动，直到一天，父亲回家时碰上了他们。后来母亲被单位扣上了一顶坏分子的帽子，调到货场和那些没文化的家属一起干打包装的粗活儿，不让回家只发生活费。

父亲每月给奶奶这边的生活费，由50元降到了45元，又由45元降到了35元，每回他来北京给奶奶送钱的时候，掏出那比以往少了的钱，先沉默一下，然后才嚅嚅地说：“这月先给您35。”奶奶当时隐隐地感觉到父亲有什么事，又不好多问。因为一向出全勤，安全行驶的父亲在那段日子里曾经出过一次交通事故，为了照顾3个在丰台生活的姐妹，父亲把我五姨奶接到丰台住了一段，照顾孩子，每顿饭用半个红萝卜擦成丝做一锅汤，蒸点鸡米饭，一家大小汤泡饭。事情过去了一段时间，姨奶到北京跟奶奶讲了父亲的情况，她说：老大真不容易。

我们家的这种经济状况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才算好转。我母亲被扣的工资后来都补发了，不过这些钱她并没有拿出来补贴我们的生活，而是存起来当作自己的私房钱。那时候，父母之间关系有所缓和，原因我不清楚，可能是上了岁数，不愿再闹了吧。

让我没想到的是，一生素食、身体看上去十分强壮的父亲57岁退休后，身体竟一下子垮了下来，他生命中的一个支柱被抽掉了，每回见到他，我都感到他眼神中有一种失落，也许是职业上的失落加上病痛，加上对自己一生过得不如意的痛。父亲在他生命最后的那段日子感情很脆弱，遇到他不愉快的事情，再也不能像年轻时那样说不；刚刚说上几句便泪流满面，我有过一次碰到这样的场面，心中的难过之情难以名状，我感到生命正在父亲的躯体上一丝一丝地抽离、远去。

这段日子，占据了父亲生活的，大约有几件事：一个是打门球；一个是在楼门口帮邻居修自行车；还有一个是抽空到我姨奶奶等几个长辈家看看，（我奶奶19*年去世了）；剩下的，就是在家里和母亲继续过琐碎的日子。这段日子，生活担子又压在他身上了：我母亲白内障手术后一切家务全不管，自己的钱也不拿出来过日子，我一个妹妹离婚带个孩子回娘家住，家里的日子支出全靠父亲退休工资。

每天早晨，妹妹的孩子要由父亲骑车送托儿所，那段日子，父亲一阵阵犯心脏病。有一回骑车带着外孙女的路上，一阵难受，把外孙女掉了下来，幸好没摔伤，回到家后，妹妹知道了，跟父亲说：“爸您以后别骑车带我们孩子上托儿所了，您再给我们摔死。”

从那以后，父亲每天就背着外孙女上托儿所，有一回回来的路上，邻居见父亲手上拿为父亲一生几乎没怎么吃过药，所以在退休后生了病，也不太爱吃药，铁路医院虽然可以报销，但没什么好药。记得有一回父亲问我能不能给他开两瓶维脑路通，我当时已经没有单位了，就去药店买了给他。于今想来，父亲当时不是不想吃药，而想吃些疗效好的药但铁路医院又没有；他怕加重我们的负担，所以极少向我们开口，为了钱苦恼了一辈子的父亲太要强！

每个月，他差不多都要去城里一些长辈亲友家看看，因为没什么钱，父亲很少能给他这些姨、大爷什么的买东西，他只能去这些长辈家坐坐，陪他们聊聊天，问问冷暖，换季的时候，帮他们打打烟囱，装装炉子。我七爷爷去世的时候，父亲从七爷爷家出来又奔我这儿来了，他说七爷爷死了，七奶奶也没工作，家里料理后事的钱都不够。当时我给了父亲100块钱，是10元一张的，我说这100块钱您给七爷爷凑上吧。父亲当时手哆嗦着，在右手大拇指上舔了一下，很迟缓地把这100块钱点了一遍。

看着父亲点钱的样子，我心痛如刀绞，心中暗暗发誓，一定要好好挣钱，让父亲花上我挣的钱，干他喜欢的事儿，爱怎么花就怎么花。可父亲没花上我的钱，没花上我的钱就这么在公共汽车上去了，开了一辈子火车的父亲就这么一个人倒在公共汽车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