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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十日，嘉定三屠”

清军入关后的暴行——屠城灭种，杀人盈野！炎黄子孙的末日来临！
清军入关，一遇抵抗，必“焚其庐舍”，“杀其人，取其物，令士卒各满所欲”，与日寇绝无二致。皇太极时三次深入畿辅、山东等地的屠杀抢掠在许多方志中有明确记载，皇太极掠济南，城中积尸十三万，运河之水变红！！！其手段之残忍、屠杀之野蛮、破坏之惨重远远超过日本鬼子之“扫荡”。其凶残不逊于乃翁，至于多尔衮，更是青出于蓝。

从顺治二年四月清军南下开始，满清即以民族征服者自居，杀戮立威，演出了一幕幕惨绝人寰的屠城悲剧。大肆烧杀劫掠之后，多尔衮又竭力抹杀汉族的民族意识，清廷颁行“留发不留头”“剃发易服，不随本朝制度剃发易衣冠者杀无赦”“所过州县地方，有能削发投顺，开城纳款，即与爵禄，世守富贵。如有抗拒不遵，大兵一到，玉石俱焚，尽行屠戮。”的命令拉开了征服中国人的序幕。这是多尔衮代表满洲贵族发布的“屠城令”，有蓄发者立执而剃之，不服则斩，悬其头于剃头挑子所缚高竿之上示众。汉人激烈反抗，多尔衮则一意孤行实行民族高压政策，竟下令“凡有为剃头、圈地、衣冠、投充、逃人牵连五事具疏者，一概治罪。”汉人被迫改穿难看至极的满人服饰，使延续三千多年的汉族衣冠毁于一旦。与其说忠于明朝，不如说保卫中国人民族生存的民族英雄史可法等又以文天祥似的姿态在这一刻站立起来，民族的脊梁英勇反抗着外族侵略者和汉奸的联合攻杀。殊死搏斗后，于是其后就有了著名的“扬州十日”与“嘉定三屠”，因为有专书记载为人们所熟知。尔后就是血洗江南、岭南，屠江阴、屠昆山、屠嘉兴、屠常熟、屠苏州、屠海宁、屠广州、屠赣州、屠湘潭。此外还有，屠大同、屠四川等等，清寇甚至勾结荷兰殖民者，攻屠思明州（厦门）。这些屠戮和“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一样的血腥、残忍，都是义士百姓屠戮殆尽，尸积成山，血流成河，不过是没有专著记载而已，（你可去翻翻各地的方志），至今人们谈起多尔衮这个欠下我汉人累累血债的魔头仍切齿不已。南方一带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一个个被血海笼罩，明末的资本主义萌芽摧残殆尽，至少六千万人惨死，可能远不止此数，还有很多被掠为农奴。多尔衮实乃中国历史上第一大屠夫。四川在明末遭受过张献忠的杀戮（有专家认为是满清的栽赃），清军进四川，杀的更干净，“民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这是1649年满清政府屠四川时张贴的公告！（日本人还挂出“皇军不杀良民”之类的幌子遮掩遮掩，满洲人连这都不用）。比如清军陷昆山，在那里抵抗了三天的义军逃走，于是对平民实行大屠杀，当天的死难者就达四万，“昆山顶上僧寮中，匿妇女千人，小儿一声，搜戮殆尽，血流奔泻，如涧水暴下”，清兵的野蛮、凶残可见一斑！1649年（顺治六年）郑亲王济尔哈朗占领湖南湘潭后的屠城；同年平定大同总兵姜镶为首的山西反清运动，“朕命大军围城，筑墙掘濠，使城内人不能逸出，然后用红衣火炮攻破，尽行诛戮”，不仅大同全城军民屠戮殆尽，“附逆抗拒”州县也不分良莠一概屠杀。1650年平南王尚可喜与耿继茂攻克广州时的屠城“再破广州，屠戮甚惨，居民几无噍类。……累骸烬成阜，行人于二、三里外望如积雪。因筑大坎痤焉，表曰共冢。”“甲申更姓，七年讨殛。何辜生民，再遭六极。血溅天街，蝼蚁聚食。饥鸟啄肠，飞上城北，北风牛溲，堆积髑髅。或如宝塔，或如山丘.……”，充分暴露出满清标榜的“吊民伐罪”的伪善。这类血淋淋的事例在史籍中屡见不鲜。古语云：“杀降不祥”，清军往往以“恶其反侧”等借口将来降军、民屠戮一空（顾诚《南明史》）。不光杀汉人，对其他民族也实施大屠杀。在西南成村的苗民被清军消灭。连德、日法西斯比起来，恐怕也是小巫见大巫，自叹弗如。

17世纪，在通向长城关口的大道上，经常可见数万成群衣衫褴褛的汉人男女哭哭啼啼的行走，汉奸兵在挥舞鞭子驱赶。马上的鞑子兵，用野蛮人的牲口话不断欢呼大叫，狂饮抢来的美酒，盘算着今天“收获”的财宝。这些磕头求饶、保住小命、被迫“谢恩”留活口的汉人，只好去当野蛮人的奴隶，没有价值的老头老太小孩子早已就地杀死。男丁押去庄园做农奴苦工，女的分配给满人奴隶主淫乐

被满清杀害的新建人徐世溥，著有《江变纪略》，仅有抄本传世，该书于乾隆四十四年被满清禁毁。最近北京古籍出版社重印了。书中对清兵攻破南昌城的暴行进行了详细的记载，特别是清兵将妇女抓来“各旗分取之，同营者迭嬲无昼夜”**的兽性，更是人间罕见。转战烧杀三十七载，方才初步平定中国。繁华的大都市尽毁于清军之手，著名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都是在几乎杀绝之后才下令“封刀”。

整个中国“县无完村，村无完家，家无完人，人无完妇”……有思想、敢反抗的忠勇之士几被杀尽，留下的大抵是一些顺服的“奴才”，其实东方的落后于西方，正是始于明朝的灭亡。

扬州十日

一六.四五年四月，清军进攻南明，兵围扬州。史可法正在扬州督师，固守孤城，急命各镇赴援，但各镇抗令拒不发兵。史可法忠肝义胆，率扬州军民拚死抗击清军，困守孤城，清军乘机诱降，主帅多铎先后五次致书，史可法都不启封缄，严词拒绝，誓死不降，历七昼夜。二十五日城破，军民逐巷奋战，清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才攻克了这座城市。城破时史可法被俘，守军战斗到最后的一兵一卒，多铎劝他归降，史可法说：“我中国男儿，安肯苟活！城存我存，城亡我亡！我头可断而志不可屈！”遂英勇就义。清军主帅被扬州军民的英勇抗敌精神激怒了，一则是兽性大发；二则是为了毁灭汉人的抵抗意志，竟然命令那支杀红了眼的清军在扬州大掠十日，血腥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烧杀淫掠，无所不为，无恶不作，象一群长着野蛮筋骨的怪兽，作尽伤天害理之事。十天之后，扬州的男人们被屠杀殆尽，繁华都市顿成废墟。仅扬州一城，死者即达八十余万，不光是杀，任何妇女都有可能抓住被成群的士兵**，和三百年后日军在南京的暴行一模一样。《扬州十日记》描写清兵杀人如麻，流血有声，读了之后，令人毛骨悚然，如游地狱，忘掉人间。80万汉族人为了保护自己的文化，被满清侵略军残酷的杀害，整整十天，那是怎样暗无天日的十天！怎样的愤怒与绝望！当时的汉人，恐怕会觉得本民族的末日到了吧。

扬州十日到底杀了多少人？王秀楚《扬州十日记》记载当时的估计是八十万（不过有人不同意这个数目，估算是二、三十万，但据史料记载，当时扬州周边乡村和县城的百姓大多聚集到扬州城避难，就算二、三十万也够惨烈的了）。过了近三百年后，日本人在南方仿效扬州十日来了个南京大屠杀。扬州，自从那次大屠杀之后，从千年大都市，变成了一个小城市。

嘉定三屠

清廷“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命令一下，嘉定、江阴军民发出“头可断，发决不可雉”，所谓“民风柔弱”的江南民众的反抗怒火，却在松山、昆山、苏州、嘉兴、绍兴、江阴等地熊熊燃烧。嘉定城中民众不分男女老幼，纷纷投入了抗清行列。乙酉年七月初四嘉定城破后，清军蜂拥而入。当屠城令下达之时，清兵“家至户到，小街僻巷，无不穷搜，乱草丛棘，必用长枪乱搅。”“市民之中，悬梁者，投井者，投河者，血面者，断肢者，被砍未死手足犹动者，骨肉狼籍。”

清兵“悉从屋上奔驰，通行无阻。城内难民因街上砖石阻塞，不得逃生，皆纷纷投河死，水为之不流。”若见年轻美色女子，遂“日昼街坊当众**。”有不从者，“用长钉钉其两手于板，仍逼淫之。”史家慨叹：“三屠留给这座城市是毁灭和不知道德为何物的幸存者。”血腥屠杀之后，清兵便四出掠夺财物。史载：如遇市民，遂大呼献财宝，“恶取腰缠奉之，意满方释。”所献不多者，则砍三刀而去。是时，“刀声割然，遍于远近。乞命之声，嘈杂如市。”(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朱子素的笔记《嘉定乙酉纪事》载“兵丁每遇一人，辄呼蛮子献宝，其入悉取腰缠奉之，意满方释。遇他兵，勒取如前。所献不多，辄砍三刀。至物尽则杀。故僵尸满路，皆伤痕遍体，此屡砍位能非一人所致也。”大屠杀持续了一日，约三万人遇害，“自西关至葛隆镇，浮尸满河，舟行无下篙处”（《嘉定乙酉纪事》，下同）。更有甚者，清军“拘集民船，装载金帛、子女及牛马羊等物三百余船”，满载而去了。

杀戮的恐怖并未吓倒民众，清兵一走，四散逃亡的民众又再度聚集，一位名叫朱瑛的反清义士率五十人进城，纠集民众，又一次占领控制了嘉定。“乡兵复聚，遇剃发者辄乱杀，因沿路烧劫，烟焰四路，远近闻风，护发益坚。”清军再次镇压，因嘉定居民闻风逃亡，这一次的目标主要是城郊，“数十里内，草木尽毁。……民间炊烟断绝。”

“城内积尸成丘，惟三、四僧人撤取屋木，聚尸焚之。”尤其是外冈、葛隆二镇，因为组织乡兵进行了抵抗，几乎被烧杀殆尽。此为嘉定第二屠。

抵抗的余波还在继续。八月二十六日，绿营把总吴之藩造反，但这是一次无望的起义，很快就被覆平，清军恼怒，嘉定也再遭浩劫，连平息吴的造反外带屠戮平民，嘉定城内外又有两万多人被杀，这是嘉定第三屠。朱子素的《嘉定乙酉纪事》结尾：“以予目击冤酷，不忍无记，事非灼见，不敢增饰一语，间涉风闻，亦必寻访故旧，众口相符，然后笔之于简。后有吊古之士，哭冤魂于凄风惨月之下者，庶几得以考信也夫。如果说前两次屠城，对满清而言，多少留下一些“隐患”的话，那么这第三次屠城，他们可谓“如愿以尝”。因为在这满城的累累白骨之上，总算插上了“削发令已行”的旗幡！史载：在满清的三次屠城中，嘉定城内民众无一投降者。

江阴屠城

从闰六月初一到八月中秋两个多月期间，清军屡攻不下，丧亡“三位王爷和十八员大将”，而江阴城中粮食眼看就要告罄，但战士们却士气越发的激昂，高唱着“江阴人打仗八十日，宁死不投降”的雄壮军歌。清军又调来西洋大炮轰城，八月二十日，江阴城被清军攻破。清军攻进江阴后，十分痛恨江阴人民的顽强抵抗，就下令屠城，“满城杀尽，然后封刀”。全城人民“咸以先死为幸，无一人顺从者。”大砍大杀了三天，被屠杀者达17万两千人，未死的老小仅有53人。江阴这小小的城池，抵抗清兵达80多天之久，打败了清军二三十万的大军，杀死了七万五千多清兵，使满清侵略者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中国通史》，丁文主编）

拒不剃发的人都掉了脑袋，拒不与清廷合作的人也渐渐老死在了山里。后来的人，逐渐为功利所诱，纷纷地去参加了清廷的科举。清廷的科举，表面上看，考的也是儒家的东西，但实际上，要参加这样的考试，前提就是要放弃自已的羞恶之心。顾炎武说，“士大夫之无耻，谓之国耻。”

然而，可悲的是，有些文弱的书生们的抵抗倒比武夫们更坚决。吴三桂、洪承畴等明朝武将充当满清鹰犬，四处镇压人民的反抗，而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即明末清初三大家）却坚强不屈地筹划抵抗。其实这样的现象在中国并不少见。明成祖入定南京，武将皆已臣服，只有文臣方孝儒虽诛十族亦不肯为篡位者拟诏书。文人们的英勇行为是不能用利益得失来解释的，因为他们心中有儒家忠义的信念。儒家思想的精髓，不在于那些关于心性的空谈，而在于对忠义廉耻的追求。怀有忠义廉耻之心的人，才能称为真正的儒家。明清之际的文人，在拼死抵抗失败以后亦不忘著书立说，以总结明朝灭亡的教训，并图唤醒国人。他们那些在剧烈动荡中留下的作品闪着思想的光辉，如《日知录》，《明夷待访录》等。而清代，大兴“文字狱”，文人动辄以一文一句获罪,终其全朝，鲜见有像样的有思想的作品出现使清代全无敢于研究思想与学术的人，有的只是一些翻故纸堆的考据学家。

看过以上历史场景回放，再与日寇相对比，这是内战吗？根据什么“理论”“观点”可以把它看作正常朝代更迭的杀戮？施暴者的后代美其名“紫气东来”是缺乏良知，而被施暴者的后代美其名“紫气东来”则是丧失人性。

满清入关前后对汉族等各族人民屠戮的血腥性、野蛮性和对汉人民族意识的彻底绞杀（屠城、留发不留头、强制穿胡服、圈地、掳掠汉人为奴、文字狱、保甲连坐制），都充分表明了“满清之乱”是一场地地道道的民族战争、“甲申国难”，是五千年来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祸水”，而不是兄弟相争、统一中国的内战，更不是什么东来“紫气”。

清军实施大同大屠杀后，全城只剩下5个重案犯。满清派来的大同知府，上书顺治，称既然没有了苦主，就可以释放这5个人了。这份奏折，至今保存在第一历史档案馆！

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这样描述广州大屠杀：大屠杀从11月24日一直进行到12月5日。他们不论男女老幼，一律残酷地杀死，他们不说别的，只说：杀！杀死这些反叛的蛮子。

荷兰使臣约翰·纽霍夫（JohnNieuhoff）在其《在联合省的东印度公司出师中国鞑靼大汗皇帝朝廷》一书中亦记述到：“鞑靼全军入城之后，全城顿时是一片凄惨景象，每个士兵开始破坏，抢走—切可以到手的东西；妇女、儿童和老人哭声震天；从11月26日到12月15日，各处街道所听到的，全是拷打、杀戮反叛蛮子的声音；全城到处是哀号、屠杀、劫掠”。亲眼目睹了这次屠杀的王鸣雷，描绘人头堆积的像山丘和宝塔一样高！

清军文书的陈殿桂也承认：家家燕子巢空林，（家燕逃到髁掷？伏尸如山莽充斥。（莽，野草）……死者无头生被掳，（生者都被俘虏，妇女为主）有头还与无头伍。（妇女最后还是要被凌辱逼死）血泚焦土掩红颜，（红颜，妇女）孤孩尚探娘怀乳。

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州市志－－宗教志》记载：“清顺治七年（1650），清军攻广州，死难70万人。在东郊乌龙冈，真修和尚雇人收拾尸骸，‘聚而殓之，埋其余烬’，合葬立碑。”西方人魏斐德写道：“尸体在东门外焚烧了好几天……直至19世纪，仍可看见一座积结成块的骨灰堆。”

广州有两个地名：十八甫和太平桥

满洲豚尾兽按照长度单位甫分配杀人计划，一直杀了十八甫然后停止。十八甫后的那个地名就叫太平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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