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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九章 再会国父（上）

孙晋不意而来并没有使得历史走向发生太多的改变，历史发展的车轮依旧是沿着历史轨迹滚滚而过。民国十二年初，KMT领袖孙逸仙在上海的同济德文医院秘密会见了苏俄代表越飞，并发表了著名的《孙文越飞宣言》。本来苏俄看好吴佩孚控制的北京政府，但是吴佩孚在中东路问题和外蒙古问题上毫不松口。吴佩孚坚决要求苏俄承认外蒙古是中华民国领土一部分，主权属于中国，苏俄红军立即从外蒙古撤出驻军。越飞在北京半年，工作毫无进展。于是他重点转向发展与南方政府的关系，实行以南压北的方针。宣言“双方认为要以谅解的态度解决中东路纠纷，以双方实际之利益与权利解决现行铁路管理法；苏俄声明无意使外蒙古与中国分立，孙文表示苏俄红军不必立时由外蒙古撤退。”标志着KMT领导层以外蒙古问题让步换取苏俄政府的支持，也是新生的苏联将其斗争中心由世界革命中心转向苏联利益中心的启端。而作为苏俄的意识形态的盟友CPC（中国共C党）却被苏俄蒙在鼓里，宣言至始至终没有征求刚刚成立的CPC，宣言中肯定‘共C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或者‘在这里不存在成功地建立共C主义或苏菲(维)埃制度的条件’，苏俄以牺牲中国盟友CPC和意识形态换取苏俄国家利益。标志着苏俄与孙中山和国民党暂时结成联盟，从此双方关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宣言对民国十二年的中国国民党（KMT）处境改善无疑是最好的外援。进步之处有“孙逸仙博士要求越飞君再度切实声明1920年9月27日俄国对中国通牒中所列之原则。越飞君当即重新确认此项原则，并向孙博士切实宣称：俄国政府准备且愿意根据俄国抛弃帝政时代对华一切条约及强夺权利之基础，另行开始中俄交涉。”

但是宣言却埋下了一个祸根：苏俄政府以孙文承认苏俄红军驻扎在外蒙古为由，为以后国民政府解决蒙古问题设置一个障碍。因为历史上蒋介石必须遵守孙文的权威和信誉，不能明目张胆的指出民国二十年的《孙越宣言》是违法和卖国，不得不捏着鼻子默认了，在法理上就输上一筹。当然这里面主要是国力不济。

令孙晋大跌眼镜的是，民国十二年元月26日《大陆报》发表这个宣言，引起了国内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的一片赞誉，为孙中山和KMT带来了民心。《申报》大胆说出，孙文先生及领导的KMT成为解决中国国内局势问题的最有前途最有希望的政治势力。而政治风向一向敏锐性的《人民日报》出人意料没有发表任何社论，保持着某种神秘的沉默。《字林西报》说法代表着英国人的态度：孙逸仙博士抱着苏俄这个赤色外援无疑是饮鸩止渴，深受西方教育的孙博士此举让西方世界疑惑不解。美国人更是直接表达不满，《时代》杂志在封面上悍然刊登直系吴佩孚的照片，被西方世界成为‘第一个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的中国人’。国内有识之士看好孙文及KMT，但是没有一个有实力的地方势力表示支持，连一向赞誉孙文的热河特区都是沉默一片，孙晋对此只是给孙中山发了份密电：冷静理性。

对于东北地区的‘人民公社基金会’及其幕后之人，孙中山先生通过高崇民和热河特区一些同盟会老会员基本摸清了。对于孙晋突然慷慨解囊先后资助二百万大洋之举着实他一跳，天啊！这个督军之子难道真是纨绔子弟，不知道这二百万大洋是什么概念。要知道民国十二年上海那些所谓的‘买办白领’月薪平均才是三十多块呢，在农村五块大洋可以用一个月。博士内心十分亮堂：虽然他以关心自己身体健康为由，资助二百万大洋，但是谁都明白自己的病情不需要这么多资金，那么剩余肯定资助自己革命事业。他是看好自己投机的政客还是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是同情革命党人还是仅仅是想帮助自己的事业？这些问题一直萦绕在孙逸仙的脑海内，只是这个困惑又不能与党内的同志分析，这二百万都是秘密进行的，绝对不能透露给其他人知晓，要不然是给孙晋带来麻烦。

直到民国十一年热河特区被‘人民公社基金会’掌控，孙逸仙博士所有的疑问都烟消云散了。热河特区地方政府提倡办实业，开商铺，兴办教育，修铁路公路，发展工商业经济，据说现在热河特区到处都在建设。在经济上实现‘实业救国’的先辈宏愿；在政治上，虽然他们不是KMT，实行的却是‘三民主义’建国纲领，特区政务人员上上下下都在学习和领会‘三民主义’精神，甚至比革命党大本营―广州组织的还要好。

真正让孙逸仙博士感叹不已的是，高崇民从热河特区带来了孙芳志关于‘三民主义’的几次演讲稿，结合时代发展要求生动地阐述了‘三民主义’新的涵义，对其精神进行延伸，赋予‘三民主义’新的内容。特别是首次将‘三民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找到了西方人文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相结合的最佳平衡点，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受到良好西式教育和受过传统私塾文化教育的精英都会支持KMT，这不仅仅是物质上支持，还是精神世界的发生共鸣。这种对KMT的指导思想深刻解读连党内戴季陶、胡汉民、谢持等理论家都自叹不如。只有深刻拜读过钻研过‘三民主义’的人才能如此，这是一种心灵与精神灵魂相互对话的相互碰撞的火花。新的解读仿佛打开孙逸仙、胡汉民等KMT元老内心世界的窗户，外面的天地之宽阔。孙逸仙博士立即指示戴季陶等KMT理论家纷纷著述，重新解读‘三民主义’，定位其是中国KMT的一面旗帜。连孙晋自己没有想到，为治理热河特区需要一种理论，借用了后世许多民国问题专家的观点竟然能成为现在KMT高层共识，为丰富KMT理论武器提供了‘弹药’，也为理论披上一层正义与合法的外衣，成为KMT未来领导中国各界反帝反封运动的提供理论支持。

此时孙逸仙及党内高层对这个只会做商业的奇才有了一个共识：此人对KMT心仪向往，认同中国只有先进的政党领导才能解决当前的问题，不是一个地道的军阀。这样的人才KMT为啥不吸收进来呢？孙逸仙博士多次秘电高崇民，希望‘人民公社基金会’高层到上海与KMT商谈，将‘人民公社基金会’纳入到KMT内，即可吸收了许多人才，又能借助于‘人民公社基金会’的财力。这个提议得到了党内许多同志的支持，特别是财经界、理论界方面的人如廖仲恺、张静江、胡汉民、戴季陶等。KMT高层为了表示诚意，派出了比较熟悉的廖仲恺、张静江二人来到承德，与人民公社基金会密谈，联络人当然是高崇民了。

接到高崇民的密电，孙晋不禁摇摇头，心说这个时候廖仲恺不是被孙逸仙派去日本与越飞接洽么，详谈双方的合作细节，怎么跑到承德来了呢？嗯，孙总理诚意还是很足，给足了人民公社基金会的面子。

人民公社基金会成立之初只是个社会团体，不涉及到政治层面，属于非政治组织。经过近两年的发展，人民公社基金会逐渐发展成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为一体的严密的社会组织，注册成员达三万多人，外围准成员达十多万。网络了工商实业骄子、文化教育名流、社会名望贤达、开明绅士、进步青年学生、工农代表等，影响力遍布东北三省，就连奉系军队许多少壮派如李杜、郭松龄等军人也发展成为外围成员，原来只是个单纯的经济商业俱乐部渐渐地蜕变成一股政治势力。至于基金会名下的近六百吨‘沙皇金砖’经过两年的努力，‘沙皇金砖’全部每块2.5KG冶炼成国人熟悉的‘小黄鱼’形状的金条，抹掉了‘沙皇金砖’所有的标志与说明，并正式划归到人民银行，堂而皇之进入金融市场上，成为保障人民券信用稳定最后的也是最隐秘的屏障。人民公社基金会原来的组织结构随着成员极速增长而改变，修改和完善组织章程，增设不少部门如宣传部、组织部、武装部等等，俨然就是一个政党组织，基金会高层提出不少鼓动人心的口号：‘人民公社为人民’、‘每日进步一点点，国家和民族就强大一点’。如此庞大的组织，已经不是孙晋一个人说了算数的，是否加入KMT关系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政治取向，弄不好造成团体的分崩离析，这需要全体会员集体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