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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 或人日记抄

李广田
正当大家高高兴兴忙于准备过节的时候，万里外飞来了一封家书，弟弟说：母亲去世了！

我感到一片茫然，不知从何说起，也不知从何想起。

母亲是八十几岁的人了，辛辛苦苦过了一世，幸而活到了解放后的今天，过了些比较称心的日子。但是，年岁是不饶人的，担心着的事情，还是这样突然地降临了。

我努力唤起我对于故乡和童年的回忆，希望母亲的一生在我的记忆中再度显现。可是，我想起来的是什么呢？别的事情都有些模糊，独有下面的情节使我永难忘怀，而且每当想起这些往事，我就感到难言的痛苦。

我的家庭是中农成分，自从我记事之日起，几十年来一直都是如此。不过，在解放以前，由于反动统治的压迫剥削，所谓中农，也已经破落不堪了。我清清楚楚地记得，我小的时候，家里有一套完好的大车，但后来却变成了一辆破破烂烂的车子，行不得了。家里曾经养过一牛一马（那是恰好可以驶那辆大车的），后来却只剩了一头老黄牛，也瘦得只余一个骨头架子。我还记得从前房子是比较整齐的，过了些年，我从远方回家一看，有几间房子已经塌了房顶，几间勉强支持着的老屋，屋顶上也长满了荒草，好像蓬首垢面的老人。总之，家里已是一片衰败景象。当然，虽说败落，却也还没有落到朝不保夕的地步。这是因为，我的父亲母亲，都是自己能够劳动的人，他们从年轻时候起，一天到晚，都是在自己的田地里劳动，年纪大了，也还是照样劳动。我的弟弟也是一个好庄稼人，他那么诚朴勤俭，那样喜欢劳动，很像我父亲的当年。就这样，一年到头，总还是可以糊口的，只不过有时候听到父亲长吁短叹，说道，“看起来，日子是越过越难过了！”幼小者，当然是无知无识，对于家里的生计，是不会挂在心上的，自己心里所想的，倒是一些非常美妙的事物。然而，不妙的事物，却不断发生着。我越来越感觉到，父亲对母亲的态度，是多么可怕呀！他经常骂母亲，母亲不敢回答，只是暗自叹息，有时藏在自己屋里啜注。有一次，我刚从外面回家，忽然听到父亲大声詈骂，却不见人影。循声寻去，才发现父亲把母亲关在屋里，一面斥骂，一面不知用什么沉重的东西在母亲身上抽打。我害怕极了，父亲用力抽打的声音，比打在我自己身上还更痛楚，若是打我自己，我会咬住牙根一句话也不说的。我听见母亲哀哀啼哭的声音，我的心快要痛裂了。我想哭，却又哭不出来，我的心里已经被恨的感情充满了。我恨，我恨的是谁呢？难道是恨我自己的父亲？不，我分辨不清楚。我总认为父亲是个好人，他从来不欺侮人，他受了外人的欺侮也从来不想报复，我怎么能恨这样的人呢！但是，他又为什么这样打我的母亲？母亲犯了什么不得了的过错？我真是想不通。我用力推那屋门，关门得紧紧的，一点也推不动。失望之余，我这才哇地哭了出来。

以后，隔不多久，就会有这类的事情发生。我还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很痛苦，我想问，又不知道应该问谁。

终于，我算是弄明白了，是当我到邻家去找一个小伙伴时，听人家告诉我的。人家说：我外婆家本来很穷，现在越穷得难以度日了（这是我知道的，我父亲总不让我到外婆家去）。我的外婆又经常卧病不起，我那个“拙于谋生”的舅舅，无可如何，就只好向我母亲求援。当父亲不在家的时候，舅舅就来家里取点米面或干粮回去，我那母亲也偶尔拿些东西去外婆家帮顾帮顾。就是这样，不料终于被父亲觉察了。父亲虽然这样凶暴地对待母亲，母亲却还是不顾死活地帮顾自己的老母亲和亲兄弟。

我的同情心自然是在母亲一边的，我很想帮助母亲，但是无可如何，母亲也从来不让我知道这些事，她却是假装无事似的，依旧对我那么慈爱。我只是暗暗地抱怨自己的父亲，他为什么会变得这样呢？难道他不知道外婆家里经常断炊吗？我想问问父亲，却又十分害怕。我是知道父亲的脾气的。我从人家后园移了月季花来载在自己窗前，父亲看见了，一怒而把我的月季花拔掉，而且用力把月季花丢到房顶上。我为了报复他，当他不在的时候，用尽了力气，把父亲幼年时种在水缸旁的枸杞拔断了。这一下，可惹下了滔天大祸，如不是母亲护着真不知会落个什么下场。现在由于母亲受到这样的委屈，我更害怕父亲了。以后，我渐渐长大，我就离开了家乡。我在外边常常想起家里这些可怕的争吵，殴打的声音、啜泣的声音，还常常在我耳朵里发出回响。虽然我也渐渐地懂得了为什么会有这些事，我对于我那辛苦一世的父亲也还是感到不易理解。

我的父亲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去世的，我没有看见他最后的颜色。现在，我的母亲又去世了，我还是没有来得及回去。接到弟弟来信，稍稍沉静之后，我所想起来的只是这件事，可见这件事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刻下了多么深痛的伤痕。

如果死而有知，我想母亲一定会告诉父亲说：“过去的事情，你大概不会忘怀，那时候你只责怪我，那是因为你不懂事。我活到了新社会，我就懂得了很多新道理，过去那类事也不会有了。孩子们，乡亲们，现在都过得很好，因而，也让我们老年人一同高兴吧。”

以上，是某某同志的日记的一章。得到他的同意，我一字不易地照抄在这里，日记里所说的那个父亲确是一个好人，正如那个母亲是一个好人一样，这是我早就知道的。两个老好人，就这样互相折磨了多少年。那个早死的父亲，他自己不可能知道是怎么回事，那个后死的母亲就似乎知道了一点。日记的作者当然是知道的，但他也只记下了这一现象，或者说，他在这段充满了感情的日记里用简单的笔触画出了这一形象，而这又不只是一个父亲或一个母亲的形象，而是在旧社会里的一种意识形态。我之所以珍视这段日记，其原因正在于此，因为这可以进一步加以分析，作为我正在从事的“社会意识发展史”研究的一个生动的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