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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九章 爱在忧伤年代

1、最黯淡的日子里，父亲和母亲的爱情
我的父亲是五十年代中期湖南医学院的高材生。1959年，因为他能言善辩锋芒毕露，因为他有一个姐姐在台湾，他被划为右派，劳改了两年。大学毕业后，他被发配到了湘西一个偏远的麻风病医院。

那是真正的穷乡僻壤，山中严重缺水，有时候一桶苞谷才能换一桶水。父亲每天只能分到一大杯水，用水，喝水，都要精心算计。父亲每天接触的，便是那些神经无法指挥肌肉的麻风病人。

这一年父亲27岁了，在学校时，他的优秀曾吸引了不少女同学的关注，然而现在，她们谁也不理他了。这是父亲生命中最黯淡的日子，在那个封闭而落后的穷山沟里，我的父亲，他如饥似渴地企望着爱情的滋润。

有一天，父亲回乡探亲，偶遇邻村的乡村女医生，年轻貌美的女医生令我父亲一见钟情。我父亲在当地的才气远近闻名，再加上他对女医生的追求几近狂热，她很快被深深打动了。但她的母亲极力反对，因为我父亲是个右派。

某天早晨，女医生打开门，看见我父亲头缠毛巾，形容憔悴，靠在她家门前睡着了。显然，他在门口守了一夜。那一瞬间，女医生被彻底感动了，不顾一切嫁给了我父亲，成了我的母亲。她没想到，从此起程的苦难比她意料中的要深重得多，久远得多。

父母婚后日子的艰涩可以想见。父亲远在千里之遥的湘西，我们兄弟三人都是在母亲的呵护下长大的，都有过不认识父亲的可笑经历。1970年，奶奶去世。父亲不能回来，而仅有的伯父又以他没有读书没有用家里的钱为由，不愿承担起码的孝道，无助的母亲只好拆下家中的一副大门，制成棺材埋葬了奶奶。

祸不单行。1971年，父亲患上了严重的肝炎。四处求医问药，均告无效，挣扎在死亡边缘的父亲，有一次无限伤感在对母亲说：“我要是能活到40岁就好了。”夫妻俩因此痛哭了一场。

那些日子，母亲竭尽了一个妻子的全部关爱与温柔。一面暗里饮泣，一面却强颜欢笑，努力维持着一种若有若无的希望。

父亲最终死里逃生，健康地活了下来，似乎得力于一位民间老中医的祖传秘方，只有我父亲最清楚，妻子的爱给了他怎样的力量。

70年代初，父亲终于从湘西那家麻风病院回到了故乡。但他依然是右派，依然不得志，而他的倔强与清高也依然故我，这使他在好几家单位都难以立足。最后，父亲落在了一所与母亲所在的乡卫生院相隔六十里路的乡村医院里。

事业上的不如意，使偶尔回家的父亲脸色很难看，他甚至无理地将一腔怨气发泄到了母亲身上，经常无事生非地殴打母亲。有一次，被打得鼻青眼肿的母亲一气之下喝了农药，幸亏同事们及时发现，才拣回了性命。

身为长子的哥哥，也时常遭到父亲的责骂与痛打，致使生性聪明的哥哥在沉重的家庭氛围中，渐渐畸变。后来，哥哥在18岁那年高考落第，终于引发了精神分裂症。

而母亲，仍然日复一日地用她全部的心血维系着对丈夫的忠贞，对儿女的钟爱。

2、一心要追回青春年华的父亲，被他深爱的“情人”葬送了

1977年，父亲平反，调回了县城的医院，我们三个儿女也跟随父亲来到了县城。我们尚未*，而父亲天生不谙家务，母亲每个星期六从几十里路外的单位回来，摆在她面前的便是一大堆的琐事一大桶的脏衣服，星期天晚上，把一切料理得井井有条之后，母亲又披星戴月匆匆离去。

1979年，父亲面临高级职称考试，母亲面临中级职称考试。两人都要复习，而家庭的重负又使他们无法分身。母亲主动放弃了自己的考试，当父亲临考之时，她请了假，默默地演绎了一出现代版。

父亲考试通过了，他以不容辨驳的实力证明了他是全县最优秀的医生。深埋了近20年的梦想重新焕发出夺目的光芒，他的威望日益提高，腰板也挺直了，走在街上，少不了好意或不怀好意的称许之声。

多少年后，我回忆父亲，他呈现给我的总是一张坐在藤椅上或苦读或笔耕的剪影，眉头总是紧锁着，我不知道那是过于专注的沉思，还是难以解脱的郁闷。

我10岁那年，父亲与一女病人关系暖昧，外面传得沸沸扬扬。我在医院门口贴了一张小字报，以一颗童心的幼稚对那女人进行声讨，父亲知道后，愤怒地打了我两个耳光。这两个耳光让我第一次觉得，父亲不是一个好爸爸。

我11岁时，母亲终于调来了县城，我总算拥有了完整的父母之爱。

我13岁那年冬天，是我生命中最寒冷的一个冬天。那些阴冷阴冷的日子，我隐隐地感觉到父母间出了什么大事。当时父亲不在家居住，母亲常常黯然神伤，我经常看见她把父亲的兄弟姐妹们叫过来，在房间里长久地低声谈话。

一天中午，我放学回家，路过父亲上班的医院，看见门口挤满了人，钻进去一看，只见遍地是横飞的血肉，惨不忍睹。一个同学问我：“你爸爸叫什么名字？”我告诉了他。他一阵发怵，说：“你赶快回去吧！”我心中一沉，赶紧往家中跑。

我家也挤满了人，母亲被几个亲戚搀扶着，眼睛已哭得红肿，她饮泣着对我说：“孩子，你爸爸不听话，他死了，你不要急。”

父亲的死，是因为他与某厂的一个女医生关系不正常。近几个月，父亲一直住在旅馆里，母亲曾去找过一次，感觉那屋里有个女人，但她在门口便被父亲轰了出来。父亲还威胁她：“你敢再来，我就打断你的腿！”

母亲没有对父亲的行为怎么愤怒，但那女人的丈夫愤怒了，他手持雷管、炸药，要在家中与不贞的妻子同归于尽，那女人，我父亲准备抛弃妻儿携她远走南方的女人，痛哭流涕：

“你不要炸我，我要养孩子啊，要炸你就去炸他！”

厄运就这样降临到了父亲身上。次日清晨，那女人的丈夫来到我家，将父亲叫了出去，一起到了我父亲的办公室。那女人眼见一对情敌走在一起，也知道将要发生的悲剧，但她若无其事，什么也没有说。

我母亲永远记得那天早上的心悸，她隐隐地察觉到了一大早来找丈夫的陌生男人脸上流露的杀气，坐立不安。这一天母亲没有去上班，而随后来到了父亲的单位，他要向院领导反映情况，提醒他们注意。就在她下楼的时候，传来了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从来没有什么如此震撼过母亲，那一刻她只觉得天旋地转，一下子跌倒在地，折断了双腿。后来的日子母亲常常想，这是不是应验了父亲要折断她双腿的威胁？

我的父亲，一心想追回被虚掷的青春年华的父亲，做梦也没有想到，他就这样被自己深爱的情人葬送了。几年之后，母亲在街头与依然生气**地活着的那女人邂逅，她依然嬉皮笑脸与母亲打招呼，气得母亲浑身发抖。母亲想不通，两条人命背负在身上，她为什么竟能如此坦然？

3、我不恨父亲我恨谁？

父亲去后，对父亲又恨又爱又怜悯的母亲一度万念俱灰，她几次想自杀，都是好心的同事们挽救了她。为了正在成长的孩子们，为了这个摇摇欲坠的家，母亲挣扎着活下来了。

父亲生前没给家里带来多少欢乐，死后很长一段时间，他的阴影仍笼罩着我们。父亲的死，成了当年县城最热闹的新闻，他的故事被添油加醋，编成民谣，在各类大小宴会上传为笑料。一些人在开玩笑时，动不动就说：我要炸死你！当时为了减轻家中负担，年仅16岁的姐姐招工进了医院，刚上班那阵，姐姐受尽了欺负与白眼，常常回家向母亲哭诉，说着说着，母女俩就抱头痛哭。万般无奈，母亲便挨门挨户到姐姐的同事家赔笑脸，说好话，最后，弄得那些最刻薄的人也不忍心起来。

这时哥哥也在医院的食堂上班（还在试用期），他的精神本来还不很稳定，父亲惨死的打击，少数人肆意的嘲弄与欺凌，使哥哥的病情迅速恶化，他不愿意再上班了。母亲很焦急，惟恐哥哥被医院辞退，一次次地去医院为他说情，有时，母亲还挤出时间去医院洗碗、做饭，替哥哥干活。然而，试用期满后，哥哥还是被医院辞退了。

失去了工作的哥哥，渐渐变得有点狂乱。有一次，他竟然砸烂了家中唯一算得上高档商品的电视机，又逐个将家中成员痛打一顿，最后竟将母亲也打倒在地，头上起了好大一个包。

不久，哥哥被送进了精神病院。从此，可怜的母亲，每逢休息日，便匆匆赶往几十里路之外的精神病院探望儿子。艰辛的母亲愈加艰辛。

母亲在磨难中日渐苍老，年少的我则在磨难中过早成熟。我读书一直很努力，极少和同龄的孩子们一起玩乐，因为我知道，我只有倾注全部精力于学业，才有可能出人头地，才有可能报答我受苦受难的妈妈。

但父亲不祥的影子一直困扰着我，每次听到或看到父亲这两个字眼，我的心总觉得被隐隐撞痛。记得有一次，学校要集资办学，要求学生家长单位捐款，当时同学们都围在报名处，忽然听到老师叫我的名字：“你父亲是哪个单位？”我垂下头：“死了。”我没敢看周围的同学们，但我知道他们的眼睛里全是同情和怜悯。我哭了。那一刻，我恨极了我的父亲。

我在忧郁和苦闷中挣扎。15岁，我得了严重的失眠症，终日神不守舍精神恍惚，去省城医院求治，医生诊断为偏执型强迫性抑郁症。那段时间，母亲怕加重我的心理压力，表面上装得若无其事，内心却心急如焚，惟恐我步哥哥的后尘。她多次带我去省城治疗，耗尽了财力和精力。那时，我才知道，多少年来，母亲她也一直在靠安眠药维持正常睡眠。

还算庆幸的是，虽然我的精神状况一直不是太好，但最终我还是考上了一所专科学校。

我接到通知书的那一天，妈*脸上绽露了一丝难得的笑容。

那些漫长而苦难的日子，终于随着我们的成长如潮水般渐渐退去。

20岁那年，我进了一家机关上班。阅尽许多人和事之后，我终于走出了少年时代苦难的沼泽地。

如今，母亲退休几年了。她所在的卫生院效益不好，退休金只有200多元，为了每月只有90元生活费的我哥哥，为了减轻我的经济与心理负担，年近60的母亲拖着因长期紧张与劳顿而落下高血压、心脏病等多种疾病的躯体，又去了30里路外的一家诊所打工。因放心不下生活还是不能自理的哥哥，母亲便早出晚归，疲惫地来回奔波。

太多的苦楚使我一直怨恨着父亲，但苦难最深重的母亲却从来没对父亲有过怨言，好多年我总是固执地不愿为父亲上坟，母亲总一个劲地敦促我：“孩子，去吧，他毕竟是你的父亲啊！”直到今天，她依然保存着父亲生前的衣服，保存着她一生中最刻骨铭心的情感和记忆。

但我还是不能原谅父亲，每当我看到面色苍白头发干枯的母亲，为生活奔波踽踽独行的身影；每当我面临哥哥的痴狂——他将成为母亲终生的负累，而且还将是我必须继承的负累。我不恨父亲我恨谁？

不久前，我偶遇父亲的一位生前挚友，一所高等学府的宣传部长。他静静地听完我对父亲毫不隐讳的尖锐批评，叹了一口气，说：“我和你父亲都是悲哀的一代。”我愣住了，痛惜地看着那张被酒精毒害了的苍老而枯槁的脸。他是父亲同年北大新闻系的毕业生，也遭受了那场**毫不留情的洗劫，和父亲一样，虚掷了生命中最为灿烂的时光。在困顿中，他选择了一个乡下姑娘，至今因没有文化而无法找到稳定职业。多少年来，这位北大的高材生一直靠喝酒来麻醉与发泄，迷迷糊糊打发着光阴。

那一刻我突然不知道自己该恨谁了。他和我父亲都是那段悲哀历史的牺牲品，不同的是，他选择了忍耐，而我父亲却选择了可笑可怜的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