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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7洗尘（上）

297洗尘（上）
薄薄的晨雾中，一辆奔驰着四轮马车惊碎清晨的宁静。车厢靠窗边的座席上，坐着一个三十出头的中年人。他穿着一身硬挺的黑呢制服，一行密密的黄铜大扣，从最下一颗一直扣到最上一颗，连两排风纪扣也扣得紧紧的，寸把高硬衣领托起一张清秀的面孔，头上的黑呢鸭舌帽戴得端端正正。他直挺挺地坐着，两只手掌平放在大腿上。四轮马车在高速前进，时有晃动，他却纹丝不动，背与靠垫始终保持着三四寸宽的距离。此人尽管眉眼秀气，身板单薄，但看得出，是一个受过严格训练的有着标准军人气质的将军。

他，就是蔡锷。

从上车以来，蔡锷一直面无表情地闭着嘴巴，不讲话，就连与身旁的同座者都没有打一声招呼。他微微侧着头，盯着窗外飞逝的屋檐门户，一眼不眨，模样很是平静，甚至冷淡，其实，他的脑海里正在波浪起伏，滔滔滚滚。

蔡锷当初来到北京，袁世凯仍然用对付朱瑞的那套戏法来对付他。

朱瑞因旅程较近先蔡锷到北京。他换了一身军服，在总统府承启处等候召唤。袁派一个承启官走出说：“总统吩咐，朱都督是自己人，不要拘形迹，请换便衣来见。”

朱瑞打算回去换便衣，被承启官阻止，引导他走进一间屋子，拿出一套狐皮袍子和马褂给他穿上。朱对着衣镜照了一下，增之则长，减之则短，像是量着他的身材裁剪一样。

朱瑞在承启官的引导下来到居仁堂，见到春风满面的袁世凯，紧张得说不出话来，袁世凯像熟人一样，请他坐下，海阔天空地同他谈话。

袁世凯出其不意地问，道：“介人，你若是反对我，就应该宣布独立，若是反对乱党，就应该明白表示，你宣告中立是什么意思？”

朱瑞曾担任过新军标统和江浙联军司令，他战战兢兢地回答不出一句话来，袁看出他很受窘的样子，马上用别的话岔开，而且脸上老是那样和善而亲切，好像对这个问题并不介意。谈到末了，站起身来说：“你应当早点回去，地方治安要紧。”

朱瑞隔了几天仍穿那套狐皮袍子和马褂到总统府，向袁世凯辞行。总统府三步一哨，五步一岗，戒备得非常严密。他走进居仁堂，见袁世凯身穿一套金边耀眼的大元帅制服高高坐在上面。未等朱瑞开口，袁世凯正颜厉色地说了一连串的话，“军人不可无纪律”，“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口气非常严厉，吓得朱瑞连头都不敢抬，浑身淌着大汗。

这就是袁世凯惯用的“怀之以德，临之以威”的戏法。这套戏法并不是他发明的。他只是把从古以来的奸雄驾驭“人才”的权诈之术搬来表演一番。

但这套戏法用在头脑冷静和意志坚强的蔡锷身上，就不起作用了。袁世凯发现这个瘦小个子是个不容易对付的人，便不放他回去，立刻派密探监视着他的行动。

袁世凯早已布置好一道假情报，诬蔑蔡锷在云南有脱离中国版图、另建一国，自号为“大汉王”的叛国企图。袁在这个假情报上亲批“应查”两字，命内史归入档案。这个举动是寓有深意的：原来他已看中了蔡锷是个长于治军而又严肃不苟的人，很想收作奴才，随时可以抽出这个档案来加他一个“叛国”的罪名而置于死地。

袁世凯看中蔡锷是个长于练兵的军事人材。蔡锷被袁世凯骗到北京加以监视起来后，经常同湖南同乡杨度往来，通过杨度的关系，与总统府内史夏寿田也有来往。

杨度早已看出袁世凯对北洋旧将有所不满，并且有改造北洋派的决心，于是，与夏寿田里应外合地推荐蔡锷主持新的建军工作。这个建议正与袁的心意相符合，袁认为如果蔡锷拥兵在外，对他是不能放心的，把蔡圈禁在北京城，叫他主持建军工作，就不可怕了。但袁世凯是个猜忌心极重的人，他始终把梁启超当作一个政治上的假想敌人，而蔡锷又是梁启超的学生，他又不能不顾虑到梁蔡之间的密切关系。

杨度向袁世凯劝道：“师生关系并不是牢不可破的。梁启超就是康有为的得意门生，而现在康梁分了家。如果总统结之以恩，蔡锷必然乐为总统所用。”

袁世凯向来是拿功名富贵拉拢人的，杨度这番话正与他的见解相符合。

袁世凯向夏寿田说道：“小站旧人现在暮气沉沉。我对南方人没有成见，如果南方人不反对我，我未尝不可以重用他们。如果蔡锷靠得住，你就做他的副手吧！”

夏寿田是杨度的湖南同乡，又是同学，他做总统府的机要秘书又是杨度推荐的。袁世凯用人从来就是以门第为重，夏是豪门出身，而又具有办事殷勤和文思敏捷的优点，因此是总统府内史中的一个头等红人。夏虽不是军人出身，袁用人惯于采取监视制度，用夏做蔡的副手，是用他监视蔡的一种做法。

袁世凯打算先派蔡为参谋总长，以代替不到部的黎元洪，然后调蔡任陆军总长，以代不听调度的段祺瑞。蔡锷同意了这个计划。

袁世凯先后任命蔡锷为政治会议议员、约法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经界局督办、昭威将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办事员等职，这些都是袁世凯“结之以恩”的做法。

但是，袁世凯身边的人多是北方人，都反对用南方人主持建军工作，他向袁进言说道：“要完全解除北洋旧将的兵权是办不到的，只能逐步地削弱他们的兵权，使他们不致成为中央的后患就够了。用南方人主持建军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北洋派是一个有地方色彩的团体，要在军事上有所改革，也只能用北方人而不宜用南方人，对于这样一个有关国家安危的大问题，只能行之以渐而不能操之过急，否则祸变之来，可能不在将来，而在今日。”

这个意见又恰恰打中了袁世凯多疑的要害，因此，用蔡锷来改造北洋派的计划就被搁浅了。

……

庚子年，那时候的蔡锷还叫蔡艮寅。他应湖南同乡唐才常之请，回国参加自立军起义。起义很快便失败了，唐才常惨遭杀害，蔡艮寅再次逃到日本。起义的失败，使他深刻认识到军事的重要，决定弃文习武。梁启超非常支持，向他的朋友士官学校的教务长佐滕义夫推荐。佐滕接纳了蔡艮寅，将他编进第三期骑兵科。入校前，梁启超对他说：“你现在是军人了，应该有个相称的名字。古诗说‘莲花穿剑锷，秋月掩刀环’，锷者，宝刀也，你就以‘锷’为名吧！”从那时起，蔡艮寅便改名蔡锷。

蔡锷怀着“流血救民吾辈事，千秋肝胆自轮囷”的崇高抱负，在士官学校勤奋学习各种军事技艺，门门功课优异，与蒋百里、张孝准一起，被誉为士官三杰。蒋百里第一名的状元成绩毕业，他以第二名的榜眼成绩毕业，校方奖他一枚菊花勋章。

那时，国内各省都在筹建新军，蔡锷在士官学校的杰出表现，受到了国内的重视。湖南、江西、广西、云南等省都有人来与他联系，聘请他为军事教官。旅居日本多年了，蔡锷无时无刻不想念自己多灾多难的祖国，想念自己那些在贫困中挣扎的父老乡亲，在那些年求学求知的最终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救国救民。当初满腔热血的青年志士的心潮，蹉跎到今天，还能继续汹涌澎湃吗？

……

“将军，梁先生的府邸到了。”身边的副官在蔡锷身边说道。

蔡锷从沉沉的回忆中醒来，抖数一下精神，车门被拉开，已经到了棉花胡同的梁宅门前。

他的恩师梁启超在私邸宴请刚刚抵京李想。

去年秋天，熊希龄组阁，梁启超入阁做了司法总长。入阁之初，梁启超还存着一番志向，试图制定一个司法制度，将从未有过严格法律意义的中国司法引入正途。但很快他就失望了。熊希龄并不是有作为的政治家，袁世凯更无意于各项建设。对大总统来说，当务之急乃是如何巩固政权，用强力将反对派压下去。熊希龄辞职后，他也辞职了，袁世凯改任他为币制局总裁。这更是一个有名无实的职务，不过月支五百大洋而已。

进步党成立，梁启超被选为理事。理了一段时期的事后，他也看出，这些所谓的议员们大部分都是图一己名利的政客，口头上说的一套，心里想的又是一套，而且对政党政治一窍不通。袁世凯解散国民党，收缴国民党籍议员证书，大多数进步党议员们为消除政敌而拍手叫好，并落井下石。梁启超看到这个局面很痛心。国会是两党组成的，不能一党唱独角戏，没有了国民党，进步党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果然，国民党籍议员被取消后，国会开会不成，很快就解散了。进步党失去国会这个合法斗争的场所，也就名存实亡了。

梁启超终于彻底看清袁世凯不是行民主共和的人物，对两年来的追随颇为悔恨。同时，他也看出袁世凯之所以能这样为所欲为，其根本的力量在于袁的手里掌握着北洋军。梁启超要成事，进步党要成事，非要有自己的军队不可。因此，他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高足蔡锷的身上。杨度根本不知道，回国十年来，蔡锷一直与梁启超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蔡锷发自内心地敬重名满天下的恩师，梁启超也十分器重依畀这个年轻有为的学生。蔡锷与梁启超的情谊远远超过了杨度。现在得知袁世凯要调蔡锷进京，授其军事重权，梁启超如何不高兴，忙修书一封寄往昆明，盼望学生将滇事妥善处理后速来京师。

蔡锷收到杨度的信后两天便收到了总统府的调令。他生性沉静稳重，虑事深远，并不认为到京师去是一件好事：素与北洋军系没有瓜葛，京畿一带从来就是北洋军系严密控制的地方，孤身进京，能有什么作为？弄得不好，反而入了牢笼，今后欲求脱身都很难。都督衙门里的僚属们却都主张他去。大家说，云南毕竟是边隅之地，影响有限，应该有坐镇北京号令全国的雄心大志。又表示云南永远听都督的，倘若今后有什么事要云南办，只要一句话，滇军将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正在犹豫不决时，蔡锷接到恩师的信。他不再迟疑了，遂打点行装启程。

袁世凯本想让蔡锷先当参谋总长，以取代从不到部的黎元洪。因为黎一边做着副总统，一边还兼着这个职务，尽管他身任两个总领全国的要职，却始终被李疯子扣在武昌。待蔡锷做了一段时期的参谋总长之后，再调任陆军总长，进而取代段祺瑞。不料左丞杨士琦的几句话，使袁世凯取消了这个安排。

就在蔡锷进京的前夕，袁世凯跟杨士琦谈起这事。杨士琦说道：“北洋军系是长期来形成的，要骤然改变不可能，只宜行之以渐。北洋军系都是北方人，若用一个南方人来做他们的总指挥，会引起他们的不睦。况且蔡锷年轻资历浅，不易弹服，容今后慢慢物色更合适的人为好。”

袁世凯对长军事之人本来就看得很重，他认为杨士琦的话有道理，尤其是用南方人来指挥北方人确实有点不妥。

蔡锷进京的那天，袁世凯派人用隆重的礼节迎接，又在棉花胡同装饰了一套豪华的住宅让蔡锷居住。过了几天后封蔡锷为政治会议议员、约法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再过几天又封他为昭威将军。头衔很多，就是没有具体职务。

梁启超发现蔡锷来京之后，情况和蔡锷来京之前没有多少变化，这次听说李想忽然来京，他们都把宝押在李想的身上，企盼这位年轻的军事奇才能做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得力工具。

梁启超设宴，邀请了刚入京的李想、黎元洪、汤化龙赴宴，同时还特为将在家赋闲的熊希龄及刘揆一，龙泉寺“读书”的李疯子和他的得意门生也全都请了来。

蔡锷、林长民、熊希龄及刘揆一等人虽同处京师，平日也难得聚会，今日相聚一堂，大家都格外珍惜。更何况，很多人还没有见过南方那位传奇大帅，也是很见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