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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先声（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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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小戥从人群中走出来，身上镶着闪烁的日光，是如此的年轻。一直隐藏的少年老成突然初露锋芒，站在这群老朽之间如此的与众不同。他的话语之间，更是绰绰逼人。

汤化龙和蔡辅卿等人非常有默契的传递眼色，个个都闭紧了嘴巴。

宋教仁早知道汉口革命党人激进，正面碰上，还是忍不住要惊讶。“谁不想打倒帝国主义？可这事情只能暗地里策划，有谁像你们汉口革命党人这样大张旗鼓叫嚣，唯恐天下人不知的。政治没有永远的敌人，帝国主义列强也有同情革命的派系。”

人民日报发表了许多民族主义宣言式的文章，引起洋人强烈的反感和恐慌。列强政府正对海外同盟会的机构施加压力，中部同盟会总部在上海同样受到洋人的压力。同盟会虽然也痛恨帝国主义，但也相信帝国主义也有同情革命的存在。所以他们希望着，希望能与列强和平相处。

孙中山先生等同盟会党人皆对洋人抱有幻想，武昌起义之后孙中山先生迟迟没有归国，便是为寻求西方列强的支持，他曾回忆自己当时的想法。“乃以此时吾当尽力于革命事业者，不在疆场之上，所得效力为更大也。故决意先从外交方面致力，俟此问题解决而后回国。按当时各国情形：美国政府对于中国则取门户开放、机会均等、领土保全，而对于革命则尚无成见，而美国舆论则大表同情于我。法国则政府、民间之对于革命皆有好意。英国则0民间多表同情，而政府之对中国政策，

则惟日本之马首是瞻。德、俄两国当时之趋势，则多倾向于清政府；而吾党之与彼政府民间皆向少交际，故其政策无法转移。惟日本则与中国最亲切，而其民间志士不独表同情于我，且尚有舍身出力以助革命者。惟其政府之方针实在不可测，按之往事，彼曾一次逐予出境，一次拒我之登陆，则其对于中国之革命事业可知；但以庚子条约之后，彼一国不能在中国单独自由行动。要而言之，列强之与中国最有关系者有六焉：美、法二国，则当表同情革命者也；德、俄二国，

则当反对革命者也；日本则0民间表同情；而其政府反对者也；英国则0民间同情，而其政府未定者也。是故吾之外交关键，可以举足轻重为我成败存亡所系者，厥为英国；倘英国右我，则日本不能为患矣。予于是乃启程赴纽约，觅船渡英。”

可是辛亥革命的复杂程度，远超西方资产民族革命，一百年过去了，也没有个定论。孙中山先生以纯粹的西方式思维思考辛亥革命，才做出了这个注定徒劳无功的选择。

“幻想着洋人的同情，是一个没有自信的革命者，无能的痴心妄想。共和，民主不是靠洋人的同情得来，是同志们的鲜血铸就。”冯小戥与宋教仁怒目而视，这些年轻的革命党人却没有这么多的顾虑，他们锐意进取。在李想的影响下，早对洋人失去幻想。他愤怒的继续说道：“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还不足以使你们认清帝国主义的真面目？”

宋教仁亦愤怒不已，也不顾当众街上而反唇相机，“你们汉口革命党人连对抗北洋军的实力都没有，又挑起与洋人的战争，是不智，是把中国革命推相绝路。太平天国时期出了一个戈登，今天帝国主义便可以制造第二个戈登。”

宋教仁此言完全是出于爱国心的恐惧，即担心汉口的混乱会招来外国的干涉，甚至已经招来外国的干涉。李想收回汉口租界和关税，外国以此为借口，参与征收中国其余几个港口的关税的程度大大增加。

宋教仁想起昨天午夜收到上海中部同盟会总部的电报，又道：“上海租界英法两国的特派员一夜之间，不仅成为估税员、会计师，而且成了实际上的收税员。不仅如此，按照革命时期定下来的安排，同盟会的收入要存入外国银行，支出时才提取。因为汉口的事情，使同盟会在资金运转上，都被洋人银行为难。”

宋教仁说道后来已是和颜悦色，只想让冯小戥明白洋人的可怕，洋人的枪口不是用信仰和勇气便可以堵住。李鸿章在病榻上上奏朝廷：臣等伏查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上年事变之来尤为仓促，创深痛剧，薄海惊心。深知洋人厉害的宋教仁，知道李鸿章的遗奏没有一点的夸张。

冯小戥瞪着通红的双眼，一点也没有听进宋教仁苦口婆心的劝戒，张口便要反驳。

卖报纸回来的黄兴，看他们两人堵着满春茶园的门口争论，汤化龙，蔡辅卿也都冷眼旁观。黄兴过来便打断欲开口反驳的冯小戥，低喝道：“堵在茶园门口献宝啊？都给我进去在说。”

黄兴身为同盟会的二把手，此刻也只有他训斥着两人。一行人走进满春茶园，登上三楼临江的雅间。满春茶园三楼的雅间，和洋人高级会所，沙龙一样，在汉口都是有名有姓的大人物才能去的地方。

飞檐下挂着精致的铜铃轻响着的声音依旧悦耳，汉水的江面已经恢复战后的平静，一艘艘风帆不时划过。只在对岸汉阳才能看到当日惨烈的战况，断为半截的古树被烧得漆黑，岸边还留下许多被重炮炸出的深坑。

宋教仁坐在窗边中间的位置，冯小戥也跟了过去，他今天非要论个明白。他坐下便说道：“宋先生，你担心的无非便是洋人的军事力量。你现在完全不用担心，洋人布置在汉口的军舰，全部沉在汉水。洋人失去军事力量的支持，他们拥有的特权甚至对虚弱的中国也不能维持下去。”

军事力量使洋人在华开创的事业成为现实，它在中国国土、河流和沿海水域的不断部署，象征性地，有时实际上，构成了作为形式上正当的外交措施后面的有力支持，这些措施不断地被运用，以维护外国人的条约权利和确保他们人身和财产的安全。炮舰在内河和条约港口以及更大的海军船只在中国沿海的存在，是根据1858年天津条约第52款的一种很带随意性的解释，这一款说：“英国师船，别无他意，或因捕盗驶入中国，无论何口”

宋教仁一声轻笑，笑冯小戥的傲慢和自大。汉口一场小小的胜利，并没有伤到洋人在华的实力。对于这些年轻的革命者，他愿意给予细心的指导，帮他分析洋人在华的军事实力。

1896年，停泊在中国的英国海军的总吨数达59000吨，

俄国的吨数接近此数，法国28000吨，德国000吨，美国18000吨。

1908年，“英国皇家分遣舰队”的总吨数达到70000吨；有舰只33艘，其中装甲巡洋舰4艘，二级巡洋舰2艘，其他27艘较小的舰只包括内河的炮舰。

使用或至少是威胁要使用外国炮舰的行动，在19世纪后半期时有发生的“教案”中，是常见的现象。1900年英国的炮舰首次驶至重庆。在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初期，法国人的海军舰只对长江上游进行开拓性的勘察，以寻求从他们在云南的铁路扩大贸易的路线。德国人在鄱阳湖周围活动，这引起了认为长江流域是其专有禁区的英国人的很大不安。在19世纪末，作为租借地割让的海军战略基地青岛、旅顺、广州湾、威海卫使外国巡洋舰和战列舰能够定期到中国水域。

在1903年，美国与英国不同，没有保持一支定期驻于长江关键地点的炮舰舰队。也许是每年一次，亚洲舰队偶尔派出的舰只在航道上来回行驶。美国的长江巡逻队从1908年至1919年，正式为太平洋舰队第三中队的第二分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有旧式炮舰6至8艘，而当时英国人驾驶着15艘新式炮舰。民国早期的巡逻大部分是例行性的，水兵们最渴望的就是上岸。但是舰只停泊在那里是“为了维持江河的治安”，而且无疑地是出于缔约列强保持它们利益的愿望。

外国士兵和警察卫队，在20世纪初期比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更惹人注目。在几个租界内，城市警察力量和国际民团（“商团”）发展起来了。上海的商团是最大的一支，在1910年有59名军官（主要是英国人）和约1000名士兵（一半为英国人，其余的分属15个国籍的连队）。1898年从中国夺得的租借地以及后来1901年列强强加的辛丑和约，形成了永久性的和更大的军事存在。

根据这一和约，列强可以在北京保持武装分队（“使馆区卫队”），占有从北京至海的铁路沿线的关键地点，并在天津驻军，而把中**队排除在这个城市之外。驻于威海卫和广州湾的英、法部队为数甚少，但德国在青岛的分队和海军分遣队的总人数有0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