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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第10章
后来，宋要回湖南等省为竞选众议员游说，临行前，亲到总统府面觐袁氏，并将那本支票簿和后送的50万元支票簿一并完璧归赵。宋一走，袁又连连骂骂：“婊掌的！不识抬举的东西！”

袁克定见赵秉钧直愣愣地站着，急忙说：“赵叔，你想到吗，若让这不识抬举的东西出山组阁，到那时，‘梁山宋江’登上国务总理的宝座，你就得卷铺盖，我爹即使在位，也只能是个徒有虚名的大总统，我们的天下就算完了。”

“唉，这个‘梁山宋江’，年纪不大，手腕倒是挺厉害的，真他妈婊掌的！”赵秉钧为表示忠于主子，连骂人的话也袁世凯化了。

“我爹说了，总统，总统，就要统管天下。手上无权，听人使唤，由人摆布，聋子的耳朵--配作，他是绝对不干的。”说到此，袁克定拧开一颗大衣钮扣，从**衣口袋里取出一支乌黑锃亮的小手枪，又掏出一个小蜡纸包，轻轻地放在漆木桌上，沉着脸，“我爹口谕，务必在4月初国会开会之前把‘梁山匪魁宋江’除掉，这支手枪和五发带有剧毒弹头的子弹，由你交给一个绝对可靠又有胆量的人去执行，不得有误。事成之后嘛，我爹应诺了，从向五国银行团的借款中支取10万镑，予以重赏。”

赵听罢袁的口谕，犹如挨了当头一棒，昏昏沉沉，又似进了冰窖，浑身打抖。他那双紧盯凶器的眼珠子也僵直了……

“赵叔，你看这桩事……嘿嘿嘿嘿……”袁克定几声奸猾的冷笑，如一盆冷水泼醒了赵秉钧。“差点坏事！”赵在心中狠狠骂了自己一句，方才自己瞬间的失态已被“大爷”注意，若再犹豫一下，立遭杀身之祸。此时，他强压下内心的惊恐，赶忙从太师椅上站起来，两手垂立，一脸虔诚，不卑不亢地说：“总统口谕，智庵俯首听命，绝对服从，只恐合适的人一时难以选到。……不过，我将尽力物色，尽快去干！”

“好！赵叔，我爹一向把你当亲兄弟看待，这一回，就看你的了。我爹说，无论如何，一定要在‘梁山宋江’回到北京之前……”袁克定故意打住，只是用一对凶恶的眼睛瞟了一下“赵叔”和桌上的手枪及子弹。

赵送走了袁克定，回到密室，视线一触到手枪、子弹，不由地打了一个寒战，无力地坐在太师椅上，哀叹一声，垂首沉思起来。……

几天过后，3月20日，这一天天空阴沉沉的，毛毛细雨从清早一直下到晚上，还是没停没了的。春寒料峭的风，乱扬着雨丝。这时，夜色更浓了，雨丝更密了，虽然上海的十里洋场依旧是灯火通明，但总不如晴日那样热闹，行人稀疏了。在通往上海火车站的一条街道上，一辆四**马车在雨中不快不慢地行进，为了挡雨，车上四周的帆布帘篷全都落下，遮得严严实实的。车上坐着4个人，宋教仁和前来送行的黄兴、陈其美、廖仲恺。他们在车里情致开朗，谈笑风生。

宋前几天到上海后，除了在一些集会上发表讲演外，还和在上海的国民党要人一连开了几天的会，商讨将于4月初在北京召开的国会上，国民党要人一举成为执政党的对策。几天的会议，又紧张又热烈，到会的国民党要人越开兴致越浓。特别是宋教仁向他们叙说了他在扬子江下游四省宣传讲演时的盛况，用许多生动的事例和具体的数字，说明了国民党在今后国会中的重大责任和光明前景，给了与会者极大的鼓舞。会上，不仅商讨了对策，就连组阁的人选也大致议了一下。

此刻，坐在前排的宋扭头对黄说：“克强兄，从现在起你就要做好一切准备，待国会闭幕后，你即来京，根据国会的情况，我们再共同商议下一步棋该怎么走。”

“如果由我党组阁的事真的实现了，责任内阁制定下来了，那连英士（陈其美的字）、仲恺都得一块赴京才行。”黄边说边用力一捋两撇钢丝胡，神情带着几分亢奋。

“到那时，孙先生也该从日本回来了。”廖补充了一句。他们一行谁也没有看到他们的对手袁世凯手中握着六镇重兵，一个心眼迷在了一纸《约法》上。

呼呼呼地一阵北风，把车篷掀开了。陈伸手把帆布篷拉住，嘟囔道：“这鬼开气，真讨厌！”

上海火车站临时特设的议员接待室里，摆设颇为排场：一盏16头的玉兰吊灯下，几张长条桌，白绸桌布荷叶边，桌上摆着精致的茶具，各色糖果、香烟，条桌的四周，一色的漆木架藤座椅上，已经坐着20多个议员和前来送行的上海各界知名人士。

距剪票进站上车大约还有二十来分钟时，宋、黄、陈、廖刚从马车上下来，接待室门口便走出几个撑着雨伞的人，热情地迎到马车跟前：“噢，是黄先生、宋先生……失迎，失迎！”宋、黄等人都认不得来人，还以为是政府临时雇请的招待员。此时雨并不大，宋、黄等4人都穿着风衣，带着礼帽，而迎候者还是用伞把他们接进了车站。就在进门的那一瞬间，在接待室往进站口的拐角处，鬼鬼崇崇地飞快地闪过一个人影。廖仲恺眼光锐利，见此情况心中顿生疑云，警惕用手肘轻轻碰了碰宋教仁，侧身凑近他的耳边说：“遯初兄，那边似有坏人。”

宋听了，不以为然地朝拐角上瞥了一眼，轻声答：“这类事，防不胜防。”便大大咧咧地走进了接待室。

风裹雨丝四处飞，初春之夜三分寒，而车站接待室里却是一片热烈气氛，相识的、不相识的，彼此寒喧问候，特别对大党魁恭维之声不绝：年青有为，颇负声望，天之支柱，国之栋梁……宋兴奋地应酬着，哪怕与人几句简短交谈，也几次提到“政党政治”和“责任内阁”的主张，以致使几个非国民党员在寒喧恭维过后，一转身脸上就出现几分不悦。

“丁铃铃……”一阵急促的铃声，使接待室静了下来。开始验票进站了。议员们是第一批进站的贵客。宋提起身边的一只小皮箱，转身对黄兴、陈其美、廖仲恺说：“诸兄请留步，望多保重，等候我的好消息吧！”

“遯初”，黄拉着宋的手，深情地说，“到了北京，莫忘了给孙先生写封信，据日程，他明天可能就要到长崎了。”

“一定，一定。不过，我想等国会闭幕之时再写，到那时，我要向他报告一个他意料不到的特大喜讯，让他也高兴高兴。哈哈……”宋一边笑着，一边大步走出接待室。

宋教仁的国民党，虽是乌合之众，但也算人多势大；袁世凯想压，一时也还压不下去。为扫清登上总统宝座的障碍，他就采取了两种非常手段：一黜唐绍仪，二除宋教仁。

这种种手段，需要一个急先锋去实施。袁世凯派定心腹段祺瑞，因为袁世凯践踏共和、破坏革命，段祺瑞是得力帮凶。

袁世凯让唐绍仪组织内阁时，就坚决反对黄兴任内阁中最重要的陆军总长职位，他要段祺瑞出任才放心。

当时，北方政府的陆军大臣是王士珍。此人是“北洋之龙”，笃信黄老之学，不愿与他人争权夺势，为人谨厚，袁世凯对此也极为放心。但王士珍在政治上却很保守，是一个“保皇派”，一心辅佐清室，愿为清廷殉葬，对段祺瑞逼宫之举颇为不满，甚至指责段祺瑞忘恩负义。清皇退位后，他便向袁世凯提出辞呈，袁对他百般挽留，并退回辞呈，但王士珍固执不肯，无奈，袁世凯只好准许王士珍以病假告退，便直接提拔心腹段祺瑞当上了北洋政府第一任陆军总长。

到了北京后，段祺瑞为了维护袁世凯的独裁统治，东征西讨，不辞劳苦，心甘情愿地尽了犬马之劳。

袁世凯提拔了段祺瑞，唐绍仪内阁就要被他一脚踢开了。唐绍仪（在南方加入了同盟会，意在迎合同盟会人的心理）组阁时，南北双方协议由黄兴的军事顾问王芝祥任直隶总督。袁世凯先表示同意以骗革命党人，及至王芝祥准备走马上任时，袁世凯不想让出北洋肥缺，但又难以找到借口。袁世凯一遇难题，段祺瑞便出马为他解决。段祺瑞纠合冯国璋等联名发表《北洋军界公启》，声称“绝不承认”王芝祥之任职。袁世凯大喜过望，于6月15日擅自下令改任王芝祥为到南京遣散民军的宣抚使，而公然无视《临时约法》关于总统发布命令，必须由内阁总理副署的规定。唐绍仪无法容忍袁世凯这种蔑视内阁的蛮横无理行为，遂与其他几位同盟会总长辞职。袁世凯巴不得他们快走，好多安排几个自己的心腹。

在唐绍仪的10个阁员中，同盟会员占半数，被称为“同盟会内阁”或“唐宋内阁”。1912年4月初，临时政府从南京迁往北京。唐绍仪事事强调大总统发布命令须经国务员的副署的“责任”，使袁世凯感到不能指挥如意，难以独断专行。此时，他见唐绍仪不姓“袁”而姓“孙”了，有心叫他倒台，便于6月间利用唐绍仪内阁任命非袁嫡系（而是同盟会员）的王芝祥为直隶都督事，指使北洋将领段祺瑞等通电反对，并且不经内阁副署而发布了改任王芝祥为南方军宣慰使的命令。

袁世凯大权独揽，内阁无权，引起总理唐绍仪对之不满。反过来，袁世凯也指使党羽对唐绍仪予以全面攻击，给他加上“亡国总理”的罪名。

唐绍仪洞察到袁世凯现已视他为异己，便欲借“亡国总理”之丑诋辞职。蔡元培于一日夜晚约了唐绍仪，宋教仁（农林总长）、王宠惠（司法总长）、王正廷（代工商总长）等4位同盟会阁员密谈，共商对策。蔡元培认为同盟会阁员已有名无实，建议同盟会阁员一体退出内阁。宋教仁不以为然。

冯国璋走马上任直隶总督后，唐绍仪已知袁世凯将会对他刀兵相加，便于6月15日悄悄离开北京，乘车去天津，乃于天津电请辞职，袁世凯假意挽留，唐绍仪决不肯回，袁世凯便令外关总长陆征祥代理国务总理。

唐绍仪辞职以后，蔡元培遂与二王及宋教仁以连带关系，要求辞职。袁世凯一派人等认为4人“拆台”，有意逐之，而袁世凯也是假意挽留，但蔡元培去意甚坚，4人终于同时去职，此即历史上所谓民国“四总长辞职事件”。

1912年7月14日，袁世凯批准宋教仁、蔡元培、二王四人辞职。

唐内阁的倒台，使宋教仁对袁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看到袁做了大总统以后，以“民国”的招牌为掩护，更进一步投靠帝国主义，并以“统一”为幌子，制定反动法令，加强官僚机构，打击革命力量，解散一切革命武装，排挤、迫害革命党人，实行个人独裁，完全背离了《临时约法》，他认为要对付袁，必须由议会中的多数党组织“政党内阁”，才能坚强有力。

这时，同盟会内部意见分歧，十分涣散。孙中山对政治抱悲观情绪，希望袁维持一个小康局面，自己则从事实业，为民国谋长远的利益。黄兴在1912年6月间主动撤销“南京留守府”，遣散南京临时政府的军队，对政治也报消极的态度。李烈钧、胡汉民等“地方实力派”主张地方自治，致力于巩固自己的地盘，不大过问全国的形势和斗争。“激烈分子”戴玉仇、何海鸣等不信任袁世凯，不断揭露、责骂，甚至鼓吹用武力推翻袁的统治，但既无组织，又无核心，不能左右政局。宋教仁这位年轻有为的政治家、华兴会的创立人之一、辛亥革命后同盟会的实际负责者，则主张积极从事民主政治的建设，通过全国民主选举产生国会，制定宪法，由国会中的多数党组织内阁，实行“责任内阁制”，以限制袁世凯保障宪法的贯彻执行。为了议会斗争的需要，1912年8月，在征得孙中山、黄兴的同意后，他以同盟会为基础，联合统一共和党等几个小党派，组成国民党，于8月25日在北京召开了成立大会，推选孙中山为理事长，黄兴、宋教仁为理事，并发表了《国民党政见宣言》。孙中山要去从事实业，理事长由宋教仁代理。

国民党的革命精神比同盟会大为减退，抛弃了同盟会秘密时期的“平均地权”纲领，取消了同盟会公开时期的“男女平等”主张，并把原来的“力谋国际平等”改为“维持国际和平”。但由于吸收了各方面人物参加，声势浩大，在临时参议院中占多数，成为第一大党。和国民党并立的还有以两湖、江浙的原立宪派为核心的共和党，以章炳麟为首的统一党和以梁启超为首的民主党。这些党派知道自己还没有组阁的希望，便主张“超然内阁”，向袁世凯靠拢，但也要求分享政权。

唐绍仪辞去总理职务后，寓居上海数年，曾与卢信等人集资设立“金星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自任董事长。对“洪宪”复辟丑剧他表示反对，袁世凯倒台后，段祺瑞内阁1916年6月30日任他为外交总长，因北洋军阀反对，未能到任就职。

1917年9月，孙中山在广州建立护法军政府，唐绍仪南下参加，孙中山任命他为财政部长。次年5月，桂系倒孙，设七总裁，唐绍仪为七总裁之一。1919年初，代表桂系与北京政府代表朱启钤举行和议，因五四运动爆发而中断。

1920年，孙中山、伍廷芳在上海通电讨桂系，唐绍仪也曾参加。之后，他认为孙中山的主张不可能实现，就不再跟孙中山走了。

1922年末，直系扶黎元洪复任总统，8月5日发布唐绍仪组阁的任命，因曹锟、吴佩孚等阻挠，唐绍仪不得不表示“不愿出山”。

192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唐绍仪沉默以对，闭门不出。1926年，蒋介石建立反动政府，聘唐绍仪为高级顾问，唐绍仪亦未前往就职。

1931年5月，汪精卫、孙科在广州成立政府，与蒋介石争权，唐绍仪应邀参加，担任常务委员。九一八事变后，宁粤合流，唐绍仪当上了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1936年，唐绍仪出席在南京召开的民国党五届二中全会，提议撤销“西南政务委员会”等两机关，帮了蒋介石的忙，后因蒋未给他应有的报答，从此对蒋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