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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千一百三十七章 一定要铭记

“我叫奥托·拉贝，出生于中国，成长于中国.“
约翰拉贝的儿子发言，一开口就惊到了所有人.因为他说的是中文，虽然不是字正腔圆，甚至有些磕磕绊绊，语序颠倒，但，那确实是中文.

“中文说的这么好?“巩利瞪大了眼睛.

“拉贝先生在咱们这生活了三十年，就连结婚都是在北京结的，儿子女儿也都出生在中国，甚至他女儿都是在中国结的婚，作为他儿子，小拉贝会说中国话有什么奇怪的.“乔峰倒是很淡定.

奥托·拉贝接下来的话也说到了这点:“我在中国生活了十四年，而我的父亲约翰拉贝，在中国更是生活了三十年.中国就是我们的第二故乡.

所以，当曰军攻入南京的时候，我的父亲没有离开，而是和约翰马吉先生等二十多位外国人一起组成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建立了安全区，救助南京城中的难民.

我的父亲在这里传教，大多数委员以前也一直在这儿从事传教工作，他们一开始就把战争期间不离开自己的中国朋友视为自己基督徒的责任……这也是促使他们这些外国人坚持留在这里，试图帮助遭受苦难的中国人的原因.

我的父亲曾说:与朋友携手共进退，这是最明智的，也是最终的处世之道.

难民们称他为洋菩萨，这次前来，我又听香港的乔先生还有美国的斯皮尔伯格先生说我父亲是南京的辛德勒.我很高兴，因为这是大家对我父亲的认可，中国人民一直将他视作好朋友，我为他在南京所做的事情感到骄傲和自豪.

我们德国有句谚语“山和山不相遇，人和人要相逢“，今天我再次回到了中国，回到了南京，回到了我生活过的地方，我父亲为之战斗过的地方.

我在替我父亲再一次看一看南京的同时，也再次替他帮中国朋友出一份力，替他将他记载着曰军在南京大屠杀的日记捐赠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让世界各国人民都知道当年曰军在南京究竟做了什么.

二战中**的大屠杀也给德国自身留下了长久阴影，所以作为德国人，我十分清楚：当我们谈论历史的时候，必须保持谦逊.

许多国家在二战中遭受过德国的侵略，经历了无法形容的苦难.

对于德国来说，“承认罪责”与“和解修好”这两个词仿佛带有某种神奇的力量，它们代表了德国与所有这些受害国共同迈向未来的决心。

我希望曰本也可以正视历史，正视当年他们在南京所犯下的罪行.

我恳请在场的媒体朋友，将今天你们记录的这一切都真实的报道出去，让世人知道，在这里，在南京，也曾经发生过惨绝人寰的暴行.

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忘记历史；只有这样，历史才不会重演.“

奥托·拉贝洋洋洒洒，情深意切的发言赢得了全场的掌声.

在鼓掌的同时，巩利不忘夸一句:“这位小拉贝先生口才很好啊.而且中文是越说越溜.“

乔峰笑了笑:“口才不错是一定的，不过，这番发言恐怕是早就打了草稿，甚至几易其稿的.“

“这话怎么说?“巩利不解的问.

“你听听这发言，这用词，这是一个几十年都没用过中文的人即兴发挥就能说出来的吗?哪怕他出生在中国，在中国生活了十四年也不可能呀.再一个，捐赠拉贝先生的日记可不在计划之内.怎么说这日记也是他父亲的遗物，能保存了几十年都完好的东西，怎么可能临时的说捐赠就捐赠呢.这种事情肯定是深思熟虑过才能决定的呀.“乔峰解释道.

“哦，是哈.“巩利点了点头.

“不过，小拉贝先生来这么一下，倒是更能让今天发生的这一切，让南京大屠杀被更多的人所知道.“乔峰感叹道.

“嗯没错，来自德国的小拉贝和来自美国的小马吉，同时捐出了他们父亲记载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影像，日记，还有顶级国际大导斯皮尔伯格的新片开机，种种结合在一起，绝对是一个爆炸性的新闻.“

就在乔峰和巩利小声说话的时候，小马吉走上台发言了.

小马吉-大卫．马吉现年66岁，比小拉贝小几岁，，已从摩根银行副总裁职位上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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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当医生的奥托·拉贝，当过摩根银行副总裁的大卫．马吉好像更有领导的气势.

但是两人的发言却出奇的一致，都是说的中文，甚至大卫．马吉的自我介绍更让人亲切.

因为他是这么介绍的:“我姓马，马大卫，我生在中国.“

如果不是那张外国人的脸，真的，就只是听这个自我介绍，任哪个中国人都以为这是哪家崇洋媚外的父母给自己孩子起了一个外国名字.

不过，马大卫的中文发言也就仅限于自我的介绍.

相比在中国生活了十四年的小拉贝，小马吉在中国的时间要短几年，所以，对中文的使用也就差了不少.

于是，在用最熟练的中文自我介绍之后，接下来的发言小马吉用回了英文.

“....................在我父亲写给我母亲的信里他这样说:1937年12月17日，上星期发生的事情，我这一辈子都没有碰到过.我做梦也没想到过日本兵是如此野蛮，整个星期都在杀人，强奸.大概在人类历史上都是少见的.他们不但碰到战俘就杀，，许多普通老百姓，不论男女老少也不放过，许多人像兔子一样在街上被枪杀，上帝啊，还要多久才会结束，一再重复这些恐怖的事情，真叫人难受，但我认为应该把事实记录下来，让大家了解真相'.

我的父亲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有一个摄影机，他用这个摄影机在南京大屠杀时期拍下了很多东西.

胶片中的画面后来还被翻拍成照片，其中有10幅刊登在1938年5月出版的美国《生活》杂志上，这是世界上最早在媒体公开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真实报道.

并且八年之后的1946年，我的父亲带着这部影片，在日本东京设立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为日军在南京进行的惨无人道的大屠杀作证.

这些影片也曾经在欧美多个国家，甚至在曰本放映过.

但即使这样，因为随后的岁月里我父亲拍的这些影片的多份拷贝版下落不明，曰本竟然罔顾事实的污蔑其为不存在的“鬼片“.

今天，我把这份影片捐赠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我希望所有人都能了解并且记住这段历史，我这么做不是为了煽动仇恨，而是为了珍爱和平，让那些惨痛的历史警示人们，和平要靠今天的人和以后的人去创造，我们不能改变历史，但我们可以塑造未来.“

.....................................

(证言:我叫杨翠英，1925年出生.南京沦陷后，爸妈带着我、弟弟、妹妹和小叔叔，逃到大方巷难民营。一天中午，日本兵冲进了难民营，把爸爸、堂爷爷和舅舅拖走，他们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一个月后，妈妈在难民营里生下弟弟，这时日本兵来了，因为弟弟哭闹，日本兵竟然把弟弟活活踩死........

2021年1月28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杨翠英老人去世，享年96岁.

愿老人一路走好!!!!!!

ps:至此，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只剩71位，请大家记住这个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