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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 身份

()　　俄国、英国和美国的目的完全对立，而我们的目的所有中国人都十分明确。他们的行动是受不同的思想目标引导的。而被们却是为一个共同的目标所推动；我们的生活是服从这个目标的。
他们之间的矛盾在增长，而且将来还要不断地增长，而现在我们这种空前的团结已经达到了坚如磐石的程度，这是我在这场艰苦而伟大的运动中长年累月为之奋斗的。企图通过外交途径或者其他方法促使我们的敌人联盟破产，这是空想。

只是空想，那还算好，如果是惊慌失措，对未来悲观失望，那就更糟糕了。只有给敌人以军事打击，只有对他们显示我们不屈不挠的气概和无穷无尽的威力，我们才能加快这个联盟的结束，我们胜利的炮声一响，这个联盟就会土崩瓦解。没有任何东西能像显示实力那样对西方的民主国家发生影响。

只有西方国家的张皇失措，再加上我们的军事打击，才能使斯大林清醒过来，别的任何东西都做不到这点。请注意，现在斯大林并不是在布良斯克的森林里，也不是在乌克兰平原上作战。他的部队现在是在波兰、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国土上。俄国军队和这些“异邦”直接接触之后，已经感到兵力不足了，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士气不振、军心涣散。

然而我现在对俄国人和美国人并不十分注意。现在我的目光正在注视着日本人，只有我们的民族才有能力，而且也有责任夺得胜利。目前全国已经成了一个军营，我这里说的全国是指是暂时除了重庆接管的那一部分，还有被共党游击队控制的大部分领土。

这些地方是中华文明的心脏。这是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聚集荟萃的地方。胜利的物质力量已经落到我们手中。我们是否能尽快地使用起这些物质力量去克敌制胜，现在就看我们这些军人了。请大家相信，一旦遭到我军几次致命打击后，国共联盟就一定会上崩瓦解。他们各自的利己主义的利益将会压倒处理问题的战略梦幻，而占上风。

为了促使我们胜利的时刻早日到来，我现在提出以下建议；我们的坦克中队要在苏北开始进攻，这样一方面可以保证江苏和上海安全可靠；另一方面，还可以做好进攻山东根据地的准备。请注意，正是在那里，有着富饶的粮食产出，那些粮食是在战争的动脉中搏动的血液。

我宁肯放弃一些地区，也不能丢失粮食产区，因为它可以保障国民政府坚不可摧，保障我们百万士兵和民众的生计问题。另外，集团军群要集中所有后备力量，利用现有的军事基地，向共党军队的两翼发动决定性的进攻。

司令部的部队要冲破共党的防线，插到他们的后方并掌握主动权；然后在集团军的支援一下切断共党的战线。运输后备队的问题对于共党的边区来说是所有问题中最大的问题。运输的距离对他很不利；相反，对我们却很有利。

有七道防御线保卫着南京，实际上已经把南京变成一个坚不可摧的城市，这样我们就可以违反一下兵法的准则，从南方和北方战场上抽出可观的兵力，投到西边战场上去。我们是有时间的，而共党和常凯申需要两三个月才能重新部署好后备队，而我们的部队调动只需要五天；因为我们部队的调动距离不长，所以尽管我们违背了战略的传统做法，但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

井口三郎：不过最好还是能使这个问题和战略的传统做法一致起来。

汪未经：现在我们不是谈具体的细节，而是谈整体、全局。细节问题，最后还可以在各参谋部由少数专门人员各成小组去解决。我们的军队现在有一百多万人，这些人已经组织成为一个强有力的进攻的铁拳。我们的任务是再把这只反击的拳头化为一次歼灭性的胜利的打击。

现在我们正处在1938年8月的边缘上。我们，中华民族，是团结一致，同心同德的。我们军事工业托了日本盟国的支持，所生产的武器是1938年之前的四倍。我们军队的兵力比那年多一倍。我们的仇恨使敌人闻风丧胆，我们必胜的决心坚定不移。所以我请问诸位：难道我们不能用战争赢得和平吗？难道巨大的军事胜利不能赢来政治的胜利吗？

乔珊木：正如党务办公厅主任刚才说的那样，现在的军人同时还应当是个政治家。

施佩：您不同意吗。

乔珊木：我同意。

汪未经：将军，我请您明天给我准备好具体的建议。

井口三郎：是的，汪总统。我们先搞出一个总体设想，如果您能同意，我们再去制定具体的详细内容。

会议结束了，与会者各自离去，这时武汉振把两个速记员叫来，说：“请你们马上把我下面口述的内容译为密码，然后以南京总统府的名义分发给军队的所有高级将领好，我现在口述：2月15日，我们的总统发表了历史性的讲话，在阐述了各条战线的形势之后，他强调说：‘同盟国的联盟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一种矛盾重重、离奇古怪的联盟’”

“那边把我看成什么人了？”

摘自（中央保安局第六处）联队长李广元的党员鉴定：

“1933年参加国民党。安徽合肥人。性格坚定不移的江淮性格。与同事的关系融洽。对自己的职责兢兢业业，认真负责。对民族的敌人毫不留情。是位优秀的运动员，曾获上海英美网球赛冠军。单身未婚；社会关系清白无污。曾受到总统的奖励和警备司令的嘉奖”

天色刚刚擦黑儿，李广元就回到家里了。他很喜欢早春二月，雪已几乎全部融化，每天早上高耸的松林树梢上映着一片晨光，仿佛是夏天已经到了，可以到松江去，在那里垂钓或者在躺椅上休想。

他现在是一个人住在离青浦很近的郊区一所小住宅里，他的女管家由于敌机无休止的轰炸得了神经衰弱症，一星期前到嘉兴她侄女家去住了。

现在给他收拾房间的是“独一处”饭店老板的年轻女儿。

“她大概老家是宁波人，”李广元一边看着姑娘用拖把打扫客厅，一边这样思忖着“黑黑的皮肤，大大的眼睛。她说话虽然带点上海的口音，但是尽管如此，她大概还是从宁波来的”

“几点了？”李广元问。

“七点左右吧”

李广元微微一笑，他想道：“是个幸福的姑娘她竟然可以说‘七点左右’。世上最幸福的人是那些可以自由自在地支配时间，丝毫不用顾忌后果的人。不过她的的确确讲的是上海话。甚至还夹杂一些青浦的方言”

忽然他听到有辆小轿车驶来的声音，就喊道：“姑娘，你去看看谁来了？”

过了一会儿那位姑娘走进他那间不大的办公室，他正坐在暖炉旁的一个沙发椅上。姑娘说：“是一位警察局的先生来找您”

李广元站起身来，伸了一下懒腰，关节咯吱咯吱地响了几下，然后就向前厅走去。在前厅站着六级小队长，手里提着一个大篮子。

“联队长先生，您的司机病了，我替他把口粮送来了”

“谢谢您，”李广元回答说，“放到厨房里去吧。这位姑娘会帮您的”

小队长走的时候，他没去送。当姑娘轻轻地走进办公室时，他才睁开了眼。

姑娘站在门旁，小声地说道：“如果老爷您愿意的话，我可以留下来在这儿过夜”

“姑娘这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的吃食”他想道，“可怜的姑娘”

他睁开眼，又伸了个懒腰，然后回答说：“姑娘你可以拿走一半的面粉和咸肉，你用不着留下来”

“您说哪儿的话呀老爷，”她回答说，“我不是为了吃的东西才”

“那你是爱上我了，对吗？你爱我爱得都要发狂了？甚至做梦也梦见我这个老男人，是这样吗？”

“世界上我最喜欢的就是有点岁数的男人”

“算了，姑娘，关于年龄的问题咱们以后再谈吧。等你出嫁以后你叫什么名字？”

“老爷，我跟您说过了我叫马春丽”

“对了，对了，请你原谅，春丽。快把咸肉拿去，不要在这儿卖俏撒娇了。你多大岁数了？”

“十九岁了”

“嗯，已经是个大姑娘了。你从宁波来到这儿已经好久了吧？”

“好久了。我父母亲移居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来了”

“好了，春丽，你可以走了，去休息吧。我怕敌机就要开始轰炸了，轰炸时你一个人走路会感到害怕的”

姑娘走后，李广元拉上了厚实的灯火管制窗帘，把窗子遮好，然后打开台灯。当他在暖炉旁俯身时才发现劈柴摆放得正是他所喜欢的那样：整整齐齐地摆成水井的形状，引火的桦树皮也放在一个浅蓝色的粗糙盘子里。

“我并没有跟她讲过这些呀。或许嗯，是说过。是顺便提过，这姑娘很有记性”。他一边点燃桦树皮，一边这样思索着“我们这些人在考虑青年人的时候总像一些老教师那样，旁观者大概会觉得这是很可笑的。不过我习惯把自己看做一个老人了，已经四十五岁了”

李广元等暖炉里的火烧旺后，走到收音机旁，把它打开。他听到电台正在播送古老的抒情歌曲。

李广元想起来有一天丁末村对他的参谋人员说“收听敌台这当然是不爱国的行为，但是有时我却很想听一听那些人他们都胡说些什么”从顶哦村的仆人以及司机那里也得到过一些他偷听敌台的情报。

如果“76号第二号人物”是这样来想方设法证明他是无辜的，这说明他是个胆小鬼，说明他对明天毫无信心。相反，李广元却认为他无需隐瞒收听敌台的事。只要对敌台的广播评论评论，再粗鲁地嘲讽一番，就一定可以打消李事群的怀疑，因为他这个人在思维方面并没有什么独特的新花样。

一段轻柔的钢琴演奏结束了抒情歌曲。遥远的边区电台的播音员（听声音是个东北人）开始播送每星期五和星期六收听广播的频率。李广元把数字记录了下来：这是发给他的情报。

这份情报他已经等了六天。抄写时他把数字排成整整齐齐的一行，数字很多，大概是播音员怕他来不及抄写，所以又把数字重读了一遍。过了一会儿，又开始响起了美妙的抒情歌曲的乐声。

李广元从书柜里取出一卷水浒传，把数字解译成单词，又把这些词与藏在这本古典名著中间的密码核对了一下。

“他们把我看成什么人了？”他想“把我看成了天才或是无所不能的人？这简直不可思议”

李广元这样想，是有根据的，因为通过边区电台给他下达了如下的任务：

“根据我们的情报，在上海出现了一些保安处和情报处的高级军官，他们正在寻找驻外国的间谍机关的联系。其中保安处的人曾企图在”灯塔“手下的人取得联系。您务必查清这些活动在下述情况中属何种：

1）虚伪的报道以掩人耳目；

2）保安处某些高级军官个人的倡议；

3）执行中央的任务。

如果保安处和情报处的这些人员是执行上海的任务，则务必查清，是什么人交给他们这项任务。具体讲：南京最高层领导人中谁在设法与他们接触。”

远处响起了空袭警报器的长鸣声，高射炮立刻也吼叫起来。

发电站掐断了电路，李广元只好一直坐在暖炉旁，两眼盯着黑红色炭火块上浮动着的蓝火苗。

“要是现在把抽烟孔盖上，”李广元懒洋洋地想道，“过三小时我就会死去，也可以说是与世长辞了。

以前在老家有一次我和祖母就险些被煤气熏死，就是因为我们过早地封上了炉灶，当时灶里的劈柴也象之样还没烧尽，也冒着这样的蓝火苗。使我们中毒的那种气体是无色无嗅的，我认为”

等到炭块完全变成黑色，婉蜒浮动的火焰也已经消失之后，李广元才关上了抽烟孔，点燃了一支插在酒瓶口里的大蜡烛。没想到蜡烛油顺瓶壁下淌，日久天长凝结得奇形怪状，造型之奇特使李广元感到惊讶。

他点了很多蜡烛，所以酒瓶几乎已经完全看不出了，现在看到的是一个奇异的凹凸不平的器皿，像一个古老的双耳酒罐，只是颜色白红相间。此后李广元专门请去了苏州的朋友给他带来许多彩色蜡烛。后来他把这些造型奇特的烛油酒瓶分赠给了自己的宾朋好友。

附近什么地方连续响起了两声爆炸。

“这是我们的爆破炸弹，”他这样断定，“好厉害的爆破弹呀。小伙子们炸得好极了。简直是太好了。当然，要是在最后几天让炸弹敲一下那可太冤枉了。我们的人恐怕连你的痕迹也找不到。总的讲，默默无闻地牺牲是令人不快的。

现在无论如何也要摆脱绝境。如果是独自一人生活，那倒轻松些，因为就是死了出不那么可怕。但是见到自己的儿子后去死，那就太可怕了。有些白痴在里写道：在钟爱的亲人怀里他安静地死去。可我认为，死在自己子孙的怀里，最后一次和他们见面，感到他们就在你身边，然而你又知道这是诀别，这是你生命的末日，他们会感到凄切、悲痛，我认为没有什么比这更可怕的了”

有一次，在南京国民政府（伪）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李广元和他的上级一起与一位年轻的苏联外交官谈话。

李广元习惯地皱着眉，听这位俄国人和政治情报处的头目在辩论人是否有权信仰驱妖避邪的物品，信仰符咒、预兆等等其他的用这位大使馆秘书的话来说“野人的内脏”。

在这场颇为风趣的争论中他的上级丁末村也和往常那样，言谈很有分寸，然而言必有据，而态度却又十分谦让随和。李广元看着他正在生拉硬拽地把这个俄国小伙子拖进一场争论，心里十分恼火。他知道，丁末村也有留学苏联的历史，那时候，他还算是自己人，是中共把他派去苏联学习的。只是很快，回国后他就变节了。

“用车前灯把对手照花了眼，”他想道，“然后再仔细端详他：一个人的性格在争论中看得最清楚。丁末村是善于此道的，谁也比不上他”

“如果您对世上的一切都了如指掌的话，”丁末村接着说，“那自然有权批驳人要相信避邪物灵验的观点了。不过，您果真对一切都那么了解吗，我指的不是意识形态，而是指物理，化学，数学”

“哪位物理学家或者数学家，”大使馆秘书显得有点急，“一定要在脖子上戴上护身辟邪的东西之后才去解题呢？这简直是荒唐”

“他提出问题后应该就此打住，”李广元心里想，“可他偏偏忍不住，来了个自问自答。在争论中重要的是提问；问题一提出，对手自然就要被动回答，更问况回答总是比提问要复杂得多呢”

“或许有的物理学家或者数学家真的带着护身符，只是他们没有到处炫耀，故意惹人注意罢了。或许您对这种可能性也是持否定态度？”丁末村又是一个提问。

“否认可能性这太幼稚了。可能性这个范畴是对未来这一概念的一种迂回的释义”

“回答得好，”李广元又暗自想道，“不过他应当把球再踢给对方比如说，这样问一句：‘您不同意吗？’但是他却没有问，结果又使自己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了”

“那么，我们是否应当把护身符也归入不可理解的可能性的范畴呢？或许您不同意？”

这时李广元出来帮忙了。

“汉奸在争论中获胜了，”他做了评定，“不过，秉公而论应当提出的是：俄方对这个汉奸提出的十分成功的问题所做的回答同样是妙不可言的。这个题目我们已经谈完了，不过，倘若俄方在进攻中利用提问掌握主动权，我不知道我方的处境会是什么样子”

“小兄弟，你明白了吗？”李广元的眼睛在问。该国外交官听后一下子呆住了，他紧咬牙齿，两腮的肌肉凸了出来；李广元看出来他的这番开导已被对方所理解。

“同志，你不要生气，”他看着离去的年轻人，心里对他说，“我这样做要比别人做好得多不过，关于护身辟邪物你却没有说对当我处境十分艰难，而我完全有意识地去冒险（我的冒险总是有生命危险的）的时候，我总是默念我的信仰。信仰，只有信仰才是最好的护身符。

二十三年前，在哈尔滨他最后一次见到自己的妻子；当时他正动身先去上海；然后再前往巴黎执行上级交给的一项与白俄侨民有关的任务。那是刮着大风，很可怕、很遥远的一天。就从那天起，妻子的音容笑貌就深深铭刻在他的心上，她成了他“自我”的一部分，和他融成了一体

李广元又想起了在一个深秋季节他和儿子在杭州偶然相遇的情景。

他记起了有一次儿子是怎样化名“王思元”到旅馆来找他，他们又是怎样开着收音机低声细语；以及他与儿子（由于命运的安排，儿子选择了父亲的道路）分手时的痛楚心情。

李广元知道他的儿子现在就在延安，知道儿子现在的任务是保护根据地，不让敌人把它炸毁，就像当年他和其他同志保护了上海不被摧毁一样。

他知道，儿子正在完成一项既复杂又艰难的任务，但同时他也明白，虽然从上海到延安并不算太远，可是他却不能去和儿子见面，因为这样会使他的处境十分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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