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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材料

()　　政工干部毕竟是专业的。只用了两天，两个政工干部按照蒲素的提醒，伪装成国军抵抗组织的身份分别对三个叛徒进行了审问，获得的资料和情报非常有价值。而且彻底搞清了三个人的来龙去脉。
农庄内，蒲素看着摊在桌上厚厚的三摞审讯材料实在是没有准备。随手翻开徐恩佐的材料粗略一看，边区政工同志扎实和细致的作风实在是到了到了令他惊讶的程度。所有的供述，都清晰标注了年月，甚至精确到了日，以及其他参与人员等等。

徐恩佐，时年32岁，乃是一个来自靖江的一个流动商贩的儿子。他14岁来到上海，之前读过五年小学和三年私塾，此后，与一个阿姨住在静安寺路和哈同路的转角处。在读了六个月的小学后，他在汉口的一所中学读了一年，然后回到上海，在父亲的一个朋友店里学做手表生意。在四年的珠宝商学徒生涯里，他还在一家私立夜校上课。可谓是自强不息，比较励志了。

1931年初，他学徒期满，于是打算自己开一家珠宝店，商号“兴祥”，位于英租界的八仙桥附近。几个月后，发生了满洲铁路事件，徐恩佐立即停止营业，参加了万国商团，以更加有益的方式为祖国服务。

徐恩佐当时参加的上海市民义勇队拥有500名成员，一个名叫王炳南的律师利用福州路上的一家丝绸店，开设了一个办公室。1932年一月二十八日，在南市的公共娱乐场进行一些训练后其中的300位年轻人愿意参加对日战争。

徐恩佐被王炳南任命为一个一个分队的首领，王炳南率队前赴宝山。在此，他们被编入中国军队，隶属于第十九路军。在于日本人的抗战中，市民义勇队遭受轻微伤亡。之后，他们撤到宋江，作进一步的军事训练。然而，在他们能够重返前线之前，常凯申把十九路军派往了福建，市民义勇队解散，徐恩佐回到了上海。

1932-1933年冬天，徐恩佐组织了一个“群益社”，具有不同生活经历的五十余名成员聚集在位于八仙桥的他的店铺里，以“增进政治知识”。然而，政治利益并不物化，早在1933年末，徐恩佐就鉴于财政困难不得不解散了这一团体。徐恩佐花了他那住在汉口的母亲2000元钱，在巨籁达路和圣母院路的转角处开了一家兑换店，乐观的命名为“华兴”。

这家兑换店仅仅只能维持他糊口，但是其拒绝与其他市民义勇队的同志一起，参加“锄奸团”以敲诈和日本人做生意的商人。相反地，当世界经济萧条最终影响到上海的时候，他关闭了店铺，与一位学生朋友潜入蒲柏路上的一家公寓居住。当他得知父亲生病后，便于当年11月回到汉口，但是在他抵家之前，其父也业已去世。

1934年2月，徐恩佐返回到上海，他在两个朋友——一位是中华书局的编辑，另一位是就读于南洋学院的大学生，后者在北京的父母十分富裕。在同学的帮助下，他在公馆马路与八仙桥路的转角处开了一家亚美钟表店。钟表生意十分兴旺，徐恩佐便在静安寺路开了家分店，将其总店迁至宁兴路，并在夜校上课，以提高自己的教育程度。

徐恩佐始终怀着爱国心。他再次从自助到互助，与另一个大学生和一个香烟店店主于1936年9月在闸北组织了一个“一心团”。一心团拥有30个成员，大部分是劳工，表面上的宗旨是

提高人民的政治认识，推进救亡活动“。

救亡活动致使他与王炳南重新联合。一心团在1936年10月以”别动队“的形式参加了市民义勇队、1937年1月，别动队成员进行了军事训练，并获得承诺，一旦战争爆发，他们将会得到武器在敌后打击日本人。但是，这一承诺从未兑现，成员们纷纷离去，别动队就解散了。

看到这里，蒲素停了停。扪心自问，直到目前，徐恩佐在战争爆发前的所作所为很值得钦佩。家国危难之际，没有袖手旁观，反而积极投身于各项抗日救亡活动中，实实在在的讲，他所表现出来的爱国情怀高于一般国民标准。

“他的伤势怎么样了？”蒲素看着在一边的政工干部，老刘问道。

“来的时候很严重，现在给他吃了点消炎药，好了很多了。主要他当时是被打断了肋骨，一直没有进行治疗，发言之后导致了气管”

“久咳之下，骨折部位受到震动就不能彻底固定痊愈，而肋骨那个地方也只有静养恢复”

听了介绍以后，知道徐恩佐没什么大碍，肋骨这个位置出现骨折上夹板也没办法，不能固定，只能绑上束缚带静养了。让这边的卫生员先把他的炎症消了再说。

不管徐恩佐之后到底做了什么，是怎么样投靠到76号的，事情发生那样的变化必定都没那么简单。起码在这之前，他做的比大多数人要好。而且出钱出力，数次加入他能接触到的组织，并且还在解散之后发起互助，成立了一个爱国组织。依靠微薄的经营收入支撑，直到撑不下去，筹措到钱财之后，又再度投身抗日运动，仅仅这些就实在是值得敬佩。

在关照了看押的同志，给徐恩佐增加营养，保证用水卫生之后，蒲素继续看了下去。

7月8日，卢沟桥事变的翌日，徐恩佐和赵光义（已经到达重庆，军统特工）决定组织中国青年救亡协会。徐恩佐将两爿钟表店卖了1000元，在南市老西门关帝庙设立了一个筹备处。1937年7月15日，在张贴好广告之后，中国青年救亡协会在关帝庙正式成立，并在此建立了一个训练营。一千多人出席，并聆听了救亡协会会长赵光义和行政处长学恩佐的演讲。

当时和此后应中央日报的广告而前来的一些人，受到了徐恩佐的接见，并被要求将其参加救亡协会的理由写下来。其中三人嗣后成了徐恩佐暗杀组的成员：23岁的工厂学徒王志谷、19岁的学生姜海东、25岁的印刷工周守刚。而第四个人孙景浩曾在12月3日向南京路上的日本人凯旋游行队伍投掷炸弹。

其后的数天内，这些新成员（都是学生、学徒或店员）参加了有关当前政治形势的一些讲座。7月21日，代表张治中将军的一位官员给了他们地址，要他们赶赴上海郊区，协助军队修筑防御工事。大部分在18至20岁之间的约200人，作为志愿人员，在徐恩佐的带领下，前赴南翔，参加了国军第八十七师。接下来的一个月，他们在获得食品但无薪金的情况下挖战壕。8月13日战事爆发后，他们主要是在夜间工作，以躲避日本人的轰炸。其条件相当艰苦，以致最初的200人中有50人生了病，从而退出了工作。

8月底，徐恩佐告诉他们道，他们已经被重组进了特务团，并将接受军事训练。1937年9月2日，他们转移到了龙华，重组为苏浙特务团第二团第七营第三连。团长是朱雪峰，他是上海总工会主席和杜老板的门徒。在一个月的艰苦军事训练之后，他们装备了手榴弹、手枪、步枪、并且学会了使用的方法。这个阶段里又有很多人因为生病而被淘汰。

9月下旬，该特务连转赴南市的东亚体育专科学校，被指派在老西门军法司令部周围的地区巡逻。只要他们认为有必要”锄奸“，就有权采取任何措施：如果他们逮捕了“有汉奸行为”的人，就在司令部内的军事法庭对其进行审讯，一旦发现有罪，就草率地将其处决。

1937年10月底，这一特务连被派往南市外滩的警察署，以协助警察预备队地域日本人来自黄浦江方向的攻击。此地是国军在11月11日，上海之战的最后一天所守卫的最后一道防线。

外国记者当时从法租界中立的角度，见证了日本人渡过黄浦江之后的这场巷战：

“我们看见日本人自始至终躲在坦克后面，小心翼翼的推进，坦克车开了数英尺便停下、撤退，空中充满了噼噼啪啪的开火声。在我们对面，近到扔一个球都能看得到的地方，中国军队的一挺机枪从一个水泥碉堡的方口中喷射出火光，该碉堡修筑在从徐家汇流出的一条小河的左岸，河湾旁用木柱支撑的小屋沿线都布满了中国的狙击兵

爆破员出现了，造成了一连串的燃烧性破坏我看着日本兵悄悄地挨近河对面的残壁之后，准备渡河袭击。有几辆坦克开上来，向位于十字路口的一座碉堡开火一门战壕迫击炮直接击中了它，我看到戴着头盔的中国人蹲了下来，并且向后退去。

如今，炮火照亮了整个南市中国人撤退了。”

徐恩佐的连队与警察预备队并肩作战，直到黄昏。当时，华人警察恐惧起来，遂逃进了法租界。特务连紧跟其后，躲如敏体尼荫路南端的一扇小铁门内。

法国警察守候在那里，将他们包围了起来，强迫他们扔下武器，并将他们送往位于法语学院校园内的一个俘虏收容所。徐恩佐十分主动地想了一个办法，与其他连队的另外五个伙伴在途中溜掉了。

后一个星期，徐恩佐从一个旅馆换到另一个旅馆，最后在虞洽卿路上的一家公寓内找到了一个房间。他依旧断然决定继续其“锄奸活动”，因此在之后的一个月内，他开始积聚起一个小军械库：若干炸药、手枪、一支左轮枪和几支勃朗宁自动手枪。

这些军械有的得自第三连的前战友。有的则购自曾在第八营服役的特务队成员。他把枪支、手榴弹等藏在他以前的店铺内——位于宁兴路上的亚美钟表店的阁楼上。

12月3日清晨，徐恩佐及其小组得知日本松井将军计划在南京路上举行凯旋游行、徐恩佐便于其他三人、包括孙景浩，取了一些手榴弹，挤在上海主干道的人群中。

当日本军队行进时，警察将围观者逐出街道，因此徐恩佐和两个同志只能待在距离游行队伍足足有30米的一条弄堂口。然而，孙景浩却离的较近，他挤出人群，及时赶到大街上，扔出手榴弹，炸伤了几个日本兵和巡捕。孙景浩被当场射杀。

其他三人十分恐惧，立即逃逸。数天之后，12月16日，当他听得传言，声称日本人将逮捕曾经参加过特务队的所有人员时，便决定搭乘轮船离开上海，赶往宁波，再从宁波换乘火车至杭州。

在审讯材料里，徐恩佐声称，他在杭州与省政府主席会面之后，被派往绍兴县任警官，直至1938年2月底。当时，他回到上海，“想把留在上海的特务团第三连的所有成员都带到汉口，进一步开展救亡活动”。

于是在阿拉白斯托路的一个收容所里，徐恩佐告诉姜海东和一帮前特务团“便衣侦探”道，他们应在汉口参加救亡，他将通过当地的同乡会安排遣送事宜。

于是徐恩佐带着一些人先期离开上海前往香港。并在月中离开广东，乘火车抵达汉口。三份口供相对应的是，另一名在押人员姜海东交代道，徐恩佐告诉他，自己将作为他这位前任医护兵安排离沪的交通工具，于1938年2月23日乘一艘英国轮船到了香港，并且在两天后按同一路线前往汉口。

在此之前，徐恩佐已经在汉口。之前在上海的时候，他见一份报纸的报道声称，中国青年救亡协会的首领——也就是他本人正在上海。于是他立刻匆忙地带着几个人离开了上海。当抵达汉口时，发现中国青年救国会的一些前同事已经设立了一个办公处，每月获得政府的数十万元补贴。

部分来自秘密工作基金的这笔款项，主要用以资助救国会的上千名成员。其中有些人是自己来到汉口的前特务团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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