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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建安元年的二三事

（一）大事之“奉天子”
东汉末年，是一个有别于其他朝代末年的乱世。汉室虽然衰微了，但它“天下共主”的政治影响力依旧巨大，以至于“汉室虽衰，天命未改”的说法耳熟能详，乱世中称王称帝的人不少，但是却一致遭到士大夫的摒弃，闹得众叛亲离，最后无不落得凄惨的下场。

在没有把握取代它之前，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它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

也正因为这一点时代的特殊性，“奉天子”成了无数地方割据势力梦寐以求的事情。

他们有的锋芒收敛，打出了“奉天子以令不臣”的幌子，有的野心勃勃，喊出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口号，也有的不喊口号，但是动起手来一点都不含糊，径直就做起了闷声发大财的买卖。

《后汉书·袁绍传》载：“沮授说绍曰：‘且今州城粗定，兵强士附，西迎大驾，即官邺都，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

《三国志·毛玠传》“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军资，如此则霸王之业可成也”。

《后汉书·董卓传》“是日，傕复移帝幸其北坞，唯皇后、宋贵人俱。傕使校尉监门，隔绝内外。寻复欲徙帝于池阳黄白城，君臣惶惧。”

“张济自陕来和解二人，仍欲迁帝权幸弘农。帝亦思旧京，因遣使郭请傕求东归，十反乃许。”

“郭汜复欲胁天子还都郿。”

《资治通鉴·汉纪五十四》“董承、张杨欲以天子还雒阳，杨奉、李乐不欲，由是诸将更相贰。”

《三国志·张杨传》：“杨欲迎天子还洛，诸将不听；杨还野王。”

《三国志·孙策传》：建安五年，曹公与袁绍相拒於官渡，策阴欲袭许，迎汉帝，密治兵，部署诸将。

以上列举各方势力的行动，就是为了论证“奉天子”这并不是一个什么高瞻远瞩的战略，客观上的限制和主观上的需要，促使乱世群雄们都在孜孜不倦地寻求“奉天子”这条高风险与高回报并存的捷径。

既然不是高瞻远瞩的战略，群雄也都想要“奉天子”，那历史上为什么是被曹操奉迎到手呢？

在这里，我们需要罗列出内外控制天子的势力：董承、杨奉、韩暹、张杨，以及曹操“奉天子”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袁绍、刘表。

历史上的曹操因为平定了颍川、汝南的黄巾，获得了一大批粮草辎重，军需得到了极大的缓解，所以在彼时已经具有了奉迎天子的物质条件。

但“奉天子”的过程依旧十分曲折：

“曹操在许，谋迎天子。众以为“山东未定，韩暹、杨奉，负功恣睢，未可卒制。”

“操乃遣扬武中郎将曹洪将兵西迎天子，董承等据险拒，洪不得进。”

议郎董昭，以杨奉兵马最强而少党援，作操书与奉曰：“将军当为内主，吾为外援，今吾有粮，将军有兵，有无相通，足能相济，死生契阔，相与共之。”

“韩暹矜功专恣，董承患之，因潜召操；操乃将兵诣雒阳。既至，奏韩暹、张杨之罪。暹惧诛，单骑奔杨奉。”

（董)昭曰：“奉少党援，心相凭结，镇东、费亭之事，皆奉所定，宜时遣使厚遗答谢，以安其意。说‘京都无粮，欲车驾暂幸鲁阳，鲁阳近许，转运稍易，可无县乏之忧’。”

“车驾之东迁也，杨奉自梁欲邀之，不及。冬，十月，曹操征奉，奉南奔袁术，遂攻其梁屯，拔之。”

整个过程，可以看到起初曹操奉迎天子并不顺利，兵马也没有优势，但他借助董昭之手，凭借粮食的优势，拉拢敌将，分化瓦解，联合杨奉、董承排挤了韩暹和张杨，然后又以粮食为诱惑成功迁徙朝廷，最后才是出兵击败杨奉，彻底解决迁都隐患。

那袁绍、刘表这两位强大的竞争对手，整个过程都在干什么呢，无它耳，观望而已。

而袁绍观望的原因比较复杂。

《后汉书·袁绍传》记载，早在天子驾临河东的时候，邺城就派遣郭图前往探视，归来之后郭图就劝说袁绍奉迎天子。

而《献帝传》则记载，沮授劝迎天子，郭图、淳于琼曰：“汉室陵迟，为日久矣，今欲兴之，不亦难乎！且今英雄据有州郡，众动万计，所谓秦失其鹿，先得者王。若迎天子以自近，动辄表闻，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非计之善者也。”

仔细想想，用史书记载的理由来解释袁绍没有去奉迎天子实在太过勉强，作为强势的地方割据势力，将天子奉迎到邺城，可能成为霍光，可能成为董卓，以袁绍的实力和名望，成为前者居多，但却不太可能出现这种“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的尴尬局面。

我更愿意相信此时地跨四州的袁绍已经有了不臣之心，而坐视天子蒙尘落难，他才能够获得更大的利益。

我们以前在考虑袁绍不愿意奉迎天子的时候，往往都忽略了一件事情，那就是袁绍此时还担任着关东盟主的身份。

这个盟主的身份，具有名义上的号令关东州郡的权力，在天子远徙关西的前提下，袁绍这个盟主往往行使的是朝廷的职能，他常常可以对其他州郡发号施令、并在州郡长吏空缺之际任命刺史、太守。

如指使王匡杀胡母班、指使张邈杀韩馥（韩馥臆测）、指使曹操杀张邈（张邈猜测），任命曹操为东郡太守，任命袁遗为扬州刺史，任命周喁为豫州刺史。

这一些看似并非人臣所为的事情，在身为盟主的袁绍干起来，变得大义凛然、无可非议。偶有州郡豪杰不满，也多不敢公开反对。以至于到了官渡之战期间，刘表还公然将州牧履行对朝廷的责任的同时，不对抗盟主，当作是一件政治立场正确的事情。

《汉晋春秋》曰：表答羲曰：“内不失贡职，外不背盟主，此天下之达义也。治中独何怪乎？”

我们可以想象，实力强大，担任盟主，在关东行使朝廷大权的袁绍，梦想着要重走刘秀称帝的老路，待在河北坐视更始帝（刘协）被赤眉军（白波军）杀死，然后才虚情假意地全军素缟，慢条斯理继续使用盟主的身份党同伐异，最终达到天下无主、自己劝进登基的目的。

也正因为如此，私心作祟的他才会在占据了先机的情况下，装聋作哑，对待返回关东的天子不闻不问，从而也错失了奉迎天子的机会。

由此，也引发了后来书中所谈过的，“奉天子”后，袁曹两家初次角力，并在最后出现了盟主向朝廷低头，上书自陈；曹操向袁绍低头，让出大将军之位的妥协局面。

至于刘表，史书并没有记载他当时的举动，但从日后他对待邓羲、韩嵩以及拒绝刘备袭击许都的行为来看，内部矛盾诸多的刘表只想守土安民，伺机侵吞周边有机可乘的小势力，对“奉天子以令不臣”这种高风险、高回报的大事，他似乎兴趣不大。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河内太守张杨不得不说。张杨虽然只是一个河内太守，但在特殊的地理位置加成下，他的影响力却远远超出了河内范围，已经进入了三河、并州上党一带。

这从曹操向长安遣使需要向张杨借路，张杨派兵抄掠上党等事情可以看出来。

在天子东归期间，张杨也是占据先机之人，只是他在面对董承与白波诸将联手的时候，不占据优势，后来在面对白波诸将与董承内讧的时候，又没有及时把握住机会，以至于让远来的曹操最先得手，最后成功奉迎了天子。

不过正因为河内的位置特殊，接下来镇抚三河、羁縻关中的钟繇等人，都没有对河内的张杨动手，使得原本作为东西缓冲势力的他又变成了南北缓冲势力，后面只有到了曹操决定和袁绍彻底翻面的时候，曹操一方才抢先出兵攻占了河内。

（二）大事之“兴屯田”

中平以来，天下乱离，民弃农业，诸军并起，率乏粮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掠，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袁绍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赢，民多相食，州里萧条。羽林监枣祗请建置屯田，曹操从之，以祗为屯田都尉，以骑都尉任峻为典农中郎将。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于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积谷，仓廪皆满。故操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能兼并群雄。军国之饶，起于祗而成于峻。

从上面摘录的史书记载，建安元年曹操在许都开始的屯田是影响乱世的一桩大事情。

在“率乏粮谷，无敌自破”的乱世中，南北两股最强势力袁绍、袁术在军粮紧急之时，也出现了“仰食桑椹，取给蒲赢”的窘迫情况，而大兴屯田的曹操则是“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能兼并群雄。”

那么汉末乱世曹魏创立的屯田，真的有这么强大吗？

答案是肯定的。

在这里我想要论证的，是曹魏屯田和以往其他势力屯田的不同。

“是时，世荒民饥，州牧陶谦表（陈）登为典农校尉，乃巡土田之宜，尽凿溉之利，粳稻丰积。”

“瓚遂保易京，开置屯田，稍得自支。相持岁余，麹义军粮尽，士卒饥困，余众数千人退走。瓚徼破之，尽得其车重。”

“是时，旱、蝗，谷贵，民相食。瓚恃其才力，不恤百姓，记过忘善，睚眦必报，州里善士名在其右者，必以法害之。”

可见，乱世缺粮问题影响了各个割据势力，屯田也绝不是曹操阵营才想到的方法，但毫无疑问，曹操阵营屯田的效果却是最好的，与陶谦“粳稻丰积”的屯田效果还不好对比，但与只能够“稍得自支”的公孙瓒相比，情况无疑要好上太多了。

那曹操阵营的屯田有何独特之处呢？史书中没有过多着墨，我想，只有回归到曹操评价曹魏屯田创始人的枣祗的原文中，才能找寻曹魏屯田的特殊所在。

“及破黄巾定许，得贼资业，当兴立屯田，时议者皆言当计牛输谷，佃科以定。施行后，祗白以为僦牛输谷，大收不增谷，有水旱灾除，大不便。反复来说，孤犹以为当如故，大收不可得复改易。祗犹执之，孤不知所从，使与荀令君议之。”

“时故军祭洒侯声云：“科取官牛，为官田计，如祗议，于官便，于客不便。”声怀此云云，以疑令君。祗扰自信，据计划还白，执分田之术。孤乃然之，使为屯田都尉，施设田业。”

在这里，经过梳理，我们发现屯田有两种方式，军祭洒侯声等一大部分人坚持原来的“计牛输谷，佃科以定。”，枣祗则主张革新后的“分田之术”。

那这两种有什么区别呢？汇集一些资料查证，情况大致是这样的。

原来的屯田方式，就是州郡将无主的田地收归官府所有，然后招募无地的流民进行耕种，并借给耕牛种子，借用耕牛的屯户需要多缴纳一定数额的谷物，然后收成就按照汉代的赋税制度，“三十税一”再加上各种苛捐杂税的方式一同进行征收。

而枣祗的这种屯田方式，则是在将是否借用官牛作为官民“五五分成”或者是“四六分成”的衡量标准，书中已有提及，它改变了汉末赋税制度中“大收不增谷，有水旱灾除，大不便”的局面。

枣祗这种革新方式，本质上改革的不是屯田，而是屯田后的赋税制度。

这种“五五分成”或者“四六分成”的赋税方式，只征收地里的谷物，一方面在废除汉末的那些苛捐杂税，减轻屯户负担的同时，另一方面又能通过这种高税率的方式征收大量的谷物作为军粮，保障了曹操大军的后勤供给。

所以，枣祗的屯田，才有了“军国之饶，起于祗而成于峻”崇高地位。

但是，我们需要注意到，这种制度往上追溯，其实也就是将豪强与佃户的关系活学活用，加以改进，搬到了官府与屯户的关系之中。

如《王莽传》：“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税一，实什税五”。

也因为如此，屯田制对于乱世政权的足食虽说有巨大的利益，但曹魏治下的百姓未必会感同身受，他们对这种看起来分配十分悬殊的新分配方式甚至感到恐惧不安。

《袁涣传》记载：是时，新募民，开屯田，民不乐，多逃亡，涣白太祖曰：“夫民安土重迁，不可卒变，易以顺行，难以逆动，宜顺其意，乐之者乃取，不欲者勿强”。太祖从之，百姓大悦。

对于这种屯田新方式，那些有足额田地、所在郡县吏治又相对清廉，苛捐杂税较少的自耕农，他们想必并不赞同用这种“五五分成”、“四六分成”的赋税制度来代替“三十税一”的旧有田赋制度，而只有无立锥之地的流民，才会倾向于成为理论上由官府包办一切的屯户。

所以，我们也可以理解，能使得“军国丰饶”，在乱世中大行其道的屯田制，为什么到了治平时期，它反而会被以轻徭薄赋、稳定赋税为主导思想的“租调制”所取代，并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

那些单纯强调豪强大族侵占田地才造成了屯田制破坏的观点，很显然就只是片面看到了豪强大族的“恶”，而并没有意识到还想继续推行屯田制政权本身所携带的“恶”。

归根结底，屯田制在乱世中保护了农民，恢复了农业生产，并保障了国家收入，但因为本身具备的巨大剥削性，它注定也只能是一种在乱世年代、在边疆区域才得以推行的战时制度，

（三）关西诸将和曹操的“羁縻政策”

关西诸将，前期所指的李傕、郭汜、张济、段煨等人，后期则是以韩遂、马腾为首的关中十将。

建安元年，曹操奉迎天子定都许昌之后，很多小说乃至于历史书籍，都会将河南尹等地区视作曹操控制的地盘，但实际的情况是，曹操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染指成皋以西的地方，司隶大部分地区依旧是无主、混乱的局面。

作为前期的关西诸将，李傕、郭汜等人都是“叛逆之臣”，也是“奉天子”的曹操需要讨伐的对象，但限于自身实力和周边势力的掣肘，一直要到了建安三年，在许都朝廷的周边趋于稳定的情况下，曹操才派出了谒者仆射裴茂召集关西兵马征讨李傕、郭汜等“叛逆之臣”。

讨伐的主力是以段煨为首，加上了一批以梁兴、张横为首的关中豪强兵马，或许其中还有程银、候选、李堪等从河东渡河进入关中想要分一杯羹的势力。

而众叛亲离的李傕、郭汜都没有能够抵抗多久，就分别被联军剿灭了。

在此之后，名义上统兵的裴茂、实际上统兵的段煨都相继被曹操召回许都，但没有了强大的割据势力，名义上也无主的关中却比预想的还要糟糕，很快就成了各股军阀割据的温床。

混乱和无序一直持续着，直到了建安四年中旬，官渡之战前夕，一个肩负着特殊使命人物的到来，这才引出了此后关西持续多年的“羁縻政策”。

这个人，就是河东人卫觊。

因为刘表首鼠两端，在袁曹两家之间摇摆不定，曹操为了避免后院起火，在官渡之战前夕，就派遣了身为朝廷治书侍御史的卫觊前往益州联合刘璋，想要借益州之兵顺流东下，掣肘荆州的刘表。

但是关西军阀割据，入蜀的道路不通，卫觊不得已就暂时停留在了关中，就在停留关中的期间，雄心勃勃的他根据关中形势，向身为尚书令的荀彧上书，提出了自己对关中地区现状的担忧，并阐述了自己“官盐购牛，募农给种，镇抚关中，削弱诸将”的政策方针，想要争取朝廷的大力支持，使得自己可以在关中地区大展手脚。

而前不久刚消灭了李傕、郭汜，征召了段煨、裴茂入京的曹操，很快也发现了关中地区新崛起了一批比李傕、郭汜、段煨更有威胁性的军阀。

对于关西地区新旧势力迭代之快，曹操阵营显然也是心忧不已。

这从曹操与心腹谋士郭嘉的对话中，可以一窥究竟。

操曰：“然，吾所惑者，又恐绍侵扰关中，西乱羌、胡，南诱蜀、汉，是我独以兖、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为将奈何？”（郭嘉）曰：“关中将帅以十数，莫能相一，唯韩遂、马腾最强，彼见山东方争，必各拥众自保，今若抚以恩德，遣使连和，虽不能久安，比公安定山东，足以不动。侍中、尚书仆射钟繇有智谋，若属以西事，公无忧矣。”

官渡之战前夕，原本在关东地区势力就不如袁绍的曹操，对关西各股新军阀的崛起，有着莫大的恐惧，这个时候由郭嘉提议并推荐的“羁縻政策”和钟繇，因为现实局势的需要，很快也就得到朝廷支持，迅速登上了台面。

但曹操任命的钟繇，他所推行的，也得到曹操肯定的“羁縻政策”，与卫觊“官盐购牛，募农给种，镇抚关中，削弱诸将”的政策方针，本质上还是有着很大的出入。

被“特使不拘科制”的钟繇，他的驻所没有设置在关中，而是留在了弘农，不知还是不是裴茂的谒者仆射则负责监盐官。

尔后，钟繇写信给韩遂、马腾，让他们各遣子入侍，关西诸将承认许都朝廷，在官渡之战中保持中立，曹操阵营也很长一段时间承认了关西诸将割据一方的特权。

驻所在弘农的钟繇此后多年，做的是这方面的工作，同时他募农给种的地方也不是关中，而是河南地。

“洛阳人民单尽，（钟）繇徙关中民，又招纳亡叛以充之，数年间民户稍实。”

这样看来，卫觊提议的政策方针，除了“官盐”得到实现外，“购置耕牛，募农给种，镇抚关中，削弱诸将”的其他几项政策都没有真正得到落实，而且想要大展手脚的他还被曹操召回，转而担任了朝廷尚书的职位。

史书虽然没有明载，但提议的政策没有落实，重要岗位有人代替，后续功绩有人包揽，我想，此时返回许都的卫觊心中肯定充满了苦涩。

而钟繇推行的“羁縻政策”在卫觊离任后，也一直收到良好的效果。

官渡之战中，钟繇通过与中立的关西诸将贸易，给曹操军中送来了两千匹战马；建安七年，关西诸将更是倒向了取得官渡大捷的曹操阵营，拒绝高干的招揽，为钟繇出兵抵御来自并州高干的入侵。建安十年，又再次出兵帮助杜畿已经经营一段时间的河东郡平叛。

再到建安十三年曹操南征，张既甚至将马腾和他和儿子都诓到了邺城，可惜一统天下近在咫尺的曹操还是在长江边上被周瑜的水军打得狼狈撤退，短时间内平定江南的美梦就此破灭。

此后忙于稳定内部的曹操，一直要等到建安十六年才将目光投向了推行羁縻政策已久的关中。

“是时关西诸将，外虽怀附，内未可信。司隶校尉锺繇求以三千兵入关，外讬讨张鲁，内以胁取质任。”

作为羁縻政策推行者的钟繇，在曹操着眼关中的情况下，理所应当地成为了降服关中诸将的第一人选，并给曹操提出了假托征讨张鲁，实际是带兵入关降服诸将的方略。

恰恰好，当年主张推行“官盐购牛，募农给种，镇抚关中，削弱诸将”政策的卫觊，这个时候却针锋相对，对曹操提出了反对的意见，并做出了出兵入关，则关中诸将必反的判断。

类似的判断，高柔也提出过。但是钟繇一直是关西方面的负责人，他的提议显然更为权威，于是曹操还是派出了钟繇、夏侯渊等将领打着征讨张鲁的旗号，带兵进入关西。

由此，也后续引发了关西诸将皆叛，羁縻政策失败，曹操亲征，渭南大战等一系列大事件。

因为平定关中过程中曹操与麾下谋士智谋百出，后人在看待这一历史事件的时候，往往喜欢将它认作是曹操早有预谋、逼反关西诸将的一次战略谋划。

在这里，我并不赞同这种观点。这种观点有明显的唯结果论，即根据曹操平叛取得了大胜的结果，来反推平叛过程中曹操的神机妙算，最后再断定曹操是一早就有预谋，有准备的。

我的认为是，彼时实力恢复的曹操控制天子，想要讨伐关西诸将根本不需要“先逼反、再平叛”的蠢办法，只是曹操、钟繇都对他们推行的“羁縻政策”有着不小的自信，认为可以花最小代价降服羁縻已久的关西诸将，因此不顾其他人的反对，坚持了出兵关西、降服诸将的战略。

结果关西诸将的强烈反应和巨大实力不仅使得入关的钟繇、夏侯渊等将仓皇撤退，而且还引发了一场更大规模的叛乱。

只是计划落空的曹操彼时已经位极人臣、身份特殊，他再也不能够公开承认自己预判的失误，于是也只能够将错就错，一边先派曹仁稳定局势，一边积极筹备亲征作战的事宜，并对外将它宣称为是一举平定关西的大好时机。

这种用兵如神、胸有成竹的“英明”形象，接下来在他引军渡河，差点被突袭的马超杀死时表现得最为明显。

《曹瞒传》：“公将过河，前队适渡，超等奄至，公犹坐胡床不起。张郃等见事急，共引公入船。河水急，比渡，流四五里，超等骑追射之，矢下如雨。诸将见军败，不知公所在，皆惶惧，至见，乃悲喜，或流涕。公大笑曰：“今日几为小贼所困乎！”

明明是没有准备、被马超的袭击的曹操，依靠张郃、许褚、丁斐诸将的智勇相救，才勉强逃得一命，但是在见到“悲喜流涕”的败将时，曹操却通过几句玩笑话和哈哈大笑，就掩盖了刚刚战场上发生过的不光彩一幕。

他在外人面前留下的，永远是临危不乱、镇定如素的光辉形象。

因为此时的曹操，他位极人臣的地位已经迫使他的人设必须是用兵如神、胸有成竹的“英明”形象了。

只是在这用兵如神的“平叛神话”过后，付出巨大代价才歼灭了关西诸将主力的曹操在返回面对卫觊时，又岂能够没有一丝丝的后悔。

“彧以觊议呈太祖。太祖初善之，而以繇自典其任，遂从繇议。兵始进而关右大叛，太祖自亲征，仅乃平之，死者万计。太祖悔不从觊议，由是益重觊。”

综上，关西的羁縻政策，由卫觊引发，钟繇落实，给前期对抗袁绍的曹操阵营带来了诸多好处，但后来也随着钟繇出兵关西、降服诸将的计划而宣告破产，并诱发了关西大规模的反叛和平叛战争。

将错就错的曹操虽然付出了沉重代价，但也藉此尽快平定了关中，此后他收复陇右、河西，真正意义上统一了北方地区，为后来诞生的曹魏政权奠定了疆域版图。

另注：

《汉晋春秋》曰：“太祖之始征柳城，刘备说表使袭许，表不从。”

《资治通鉴》建安三年四月，使谒者仆射裴茂，诏关中诸将段煨等讨李，夷其三族。以煨为安南将军，封乡侯。

《典略》：“李傕移保黄白城，梁兴、张横等破之，送其首。”

《汉晋春秋》曰：“太祖之始征柳城，刘备说表使袭许，表不从。”

《三国志·武帝纪》公自潼关北渡，未济，超赴船急战。校尉丁斐因放牛马以饵贼，贼乱取牛马，公乃得渡，循河为甬道而南。

《三国志·许褚传》：超将步骑万馀人，来奔太祖军，矢下如雨。褚白太祖，贼来多，今兵渡已尽，宜去，乃扶太祖上船。贼战急，军争济，船重欲没。褚斩攀船者，左手举马鞍蔽太祖。船工为流矢所中死，褚右手并溯船，仅乃得渡。

2018年8月6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