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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1【妖僧】

“太虚兄，告辞！”
“周老弟，再会！”

周赫煊足足在南普陀寺住了三天，因为他很喜欢跟太虚大师聊天。当然，期间他还参加了寺院的浴佛节，并给佛学院的学僧们做了爱国主义演讲。

太虚大和尚的理论很有意思，对佛学有着独到的见解。他坚决反对“轮回解脱论”，认为每个人只要打破牢笼，就能即身成佛。

这属于典型的“禅宗”思想，但又不止于此。因为他还呼吁僧众积极入世、自力更生、刻苦劳作，甚至把爱国主义跟佛学修行结合在一起，号召僧众们努力打造人间净土。

周赫煊最感兴趣的，还是太虚和尚的史学观点。他把整个人类的历史，视为一部“自由史与反自由史”，并创作出一部非典型的佛教著作《自由史观》。

周赫煊还是第一次知道，居然有人用佛教观点来阐述历史发展。

离开南普陀寺的时候，周赫煊向太虚和尚讨了两本《自由史观》，做为旅行途中的解闷之物。

船上。

于佩琛气得差点把书扔海里，愤怒地说：“妖僧，那就是个妖僧！”

“哈哈哈哈！”

周赫煊忍不住大笑起来：“太虚大师的观点很有趣嘛。”

于佩琛反驳说：“哪里是有趣，简直就是对共产主义的无端抹黑！”

周赫煊笑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用佛学的观点来阐述共产主义，也未尝不是个有趣的视角。”

于佩琛气得不肯再说话，因为《自由史观》对她刺激太大了。

周赫煊读起来却感觉格外有意思，他完全把太虚大师的《自由史观》当成历史著作来读，而非是正经的佛教著作。

整本书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总论人类之自由史和反自由史，第二个部分阐述古代专制原理，第三部分阐述近代自由运动，第四部分论述佛教的自由主义观，第五部分探究自由史观之下的世界教育、社会经济和国际政治。

你很难想象，这本书是一个和尚写出来的。

书中提到老子、庄子、孔子很正常，但他还扯到耶稣、伊甸园、石器时代、原始文明、驯养繁殖、早期神庙、吕底亚（中东古国）、苏马达（美索布达米亚平原早期民族）、威尔士（《世界史纲》作者）、马克思、埃及、印度、蒙古……

其思想观点是否正确且不谈，只根据这些内容，就知道太虚和尚是个精通世界史的大学者。

让于佩琛感到生气的，是本书关于共产主义的论述，那一章的标题叫《唯物的共产帝国主义之反自由》。前面还有两章分别是《唯神的强权帝国主义之反自由》和《唯我的自利帝国主义之反自由》。

这三章里头，太虚大师把世界各大列强喷了个遍，把苏联的政体也称为帝国主义。

咱们随便摘抄几段关于共产主义的论述——

“产生于近代唯物论科学发达后之社会主义，约为三派：有国家政府者，则有马克思共产主义与基尔特──同业公所──社会主义；无国家政府者，则为无政府共产主义──安那其主义；无政府党之口号曰：吾党无祖国，地球即祖国；吾党无上帝，自由即上帝；无神、无国家、无政府、无私有财产，但自由于地球而已。”

“故基尔特与安那其，皆自由者而非唯物者也。马克思共产主义则不然，以唯物史观主张劳工阶级与资产阶级战争，由劳工夺取国家政府而专掌政权，以实现共产制度之社会者也。于是更加别种原因，而赤俄之唯物的共产帝国主义乘时出现。”

仅凭以上这些内容，就知道太虚和尚对共产理论也很有研究，至少分得清共产主义的诸多派别。

他还逮着苏联往死里黑，认为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是物质的，共产主义理论也是唯物的，但放到一个国家，很快便成为一种精神层面的武器，被苏联的政党首领所支配利用，就像基督教会支配教众信仰一样。苏联人民虽然推翻了沙俄统治，但却走向了另一条不自由道路。

于佩琛做为共产主义的信奉者，读到这些内容当然生气啊。

当然，太虚和尚不仅黑了苏联，他还把世界列强都喷了个遍。或许是怕被封书，太虚和尚顺道吹嘘了三民主义，但也指出三民主义还不完备，需要继续努力才行。

周赫煊把这本《自由史观》读完，最大的感触就是，太虚和尚是个空想社会主义者……额，准确地说，是个空想佛国主义者。他要创立一个乌托邦式的佛国，也即人间净土！

在这个佛国里边，并非要强迫人人信佛，甚至可以人人都不信佛，而是要使人人自由、人人幸福，人人可以吃饱穿暖、不受压迫。

嗯，跟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差不多。

如果放在几百年前的古代社会，太虚大师很可能成为张角式的人物，他甚至提出了自己的教育、经济和政治主张——虽然这些主张看起来很幼稚，但有些内容也不乏亮点。

于佩琛见周赫煊哈哈大笑，担忧地问道：“难道周先生赞同那个妖僧的理论？”

“当然不可能赞同，我只是觉得他的思想很有趣，”周赫煊说，“从宗教的角度，来阐述整个人类历史和世界政局，这是我前所未遇的，有些观点令我大受启发。”

于佩琛说：“但是他的许多观点都是胡说八道！”

周赫煊点头道：“确实胡说八道，你对他的认识很正确，从某个角度来说就是‘妖僧’，如果放到封建社会，说不定要成为另一个张角。但他的思想很健康，从头到尾都是光明的，永远不可能变成邪教头子。怎么说呢，此人把禅宗、净土宗、儒家、道家、空想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和平主义、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糅合到了一起，而且还能在一定程度上自圆其说，十分难等可贵。”

“越是这样越危险，太能迷惑人心了，”于佩琛有些恐慌道，“他这本书的前面几章论述，居然让我都深以为然，直到他诋毁共产主义我才警醒过来。”

周赫煊纠正说：“他没有诋毁共产主义，他攻击的是苏联政体。”

于佩琛道：“都一样。”

周赫煊耸耸肩，懒得反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