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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章广州机器局总办

“机器局制造的东西，主要都是用于军事。所以人员还是必须要给个官员身份的。不然的话恐怕没有人愿意去做。”何宏俊继续说道。
瑞麟想了很久，可能也没有想出来一个合适的官职。只好问道：“依你看，应该定一个什么样的官职啊？”

何宏俊笑了笑，说道：“我说不合适，小子到现在，还都是白衣呢？再说我对咱大清的管制，也是不太清楚。这个事情，你不妨问问，你身边的这位。”

要不是何宏俊说，瑞麟都忘记他的幕僚一直都在他身边站着呢。他抬头看看自己的幕僚，示意让他说一下。

只听见他说：“机器局是毕竟是生产奇淫技巧之物的地方，官职太高了不妥，可是太低了，也可能没人来。给个正职，估计在朝堂上也通不过。”

何宏俊听完，抬头用鄙视的目光看着他，同时在心里说了两个字：废话。还看见瑞麟点了点头，心里就知道他们这些读书人还是看不起这些干实事的人。

这时候何宏俊正想打断他的说话，只听见他又说道：“不如那就暂定个从五品的员外郎吧！官职不高也不低，应该正合适。”

何宏俊没有说话，而是，盯着瑞麟看他的反应。和自己预料的一样，他算是满意的答应了。

在唐朝贞观时期之前，吏部考功员外郎是科举考试的主考官。在唐开元年间后，因当时的皇帝李隆基觉得此官职过低，而改由礼部侍郎主持科举考试，并一直延续下来。在清朝，此官职配置于朝廷或地方之辅助部门，品等为从五品。该官职一般为闲职，明朝以后常有商贾仕绅捐钱获得此官职。在清朝，基本上捐钱得来的官，基本都是员外郎。但也有直接任命的。捐官这种现象在中国的历朝历代都有，包括到现在也有。不说别的，就说你所在地各地的政协委员，他们能够当上的其中一条就是看你纳税纳得多少。时代不同名字自然叫的也就不一样了。只不过这种方法得来的官员是进不到主流派系当中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清朝的洋务运动，走向失败，就免不了。

瑞麟看见何宏俊做的眉头，于是就向他问道：“怎么，你有什么意见吗？”

何宏俊脸色一转，说道：“没有，没什么意见。这位大人说的都很好，这个官职正合适。”

“的确很合适，老夫我也是十分的满意。现在基本上都已经算是计划好了。就差人员了？这一时间还真不知道谁合适？”瑞麟说道。

“选择合适的人总办这个机器就是很重要的，这个人必须得懂洋务而且做事又不能太死板。毕竟机器成立起来，我们谁都不想赔钱。不能把它当成一个吞金的怪兽。如果这个人选择不对的话，就会让我们所有的努力和我们投入的钱，全部都收不回来。所以说选择不对努力白费。总督大人真得好好的斟酌斟酌。”何宏俊说道。

“的确是这样，看来我需要好好想一下，毕竟这是几十万银子的投入。”瑞麟说道。

这时候，瑞麟傍边的幕僚说道：“我倒是有一个人选，只是不知道说出来合不合适？”说完，就用眼睛直接盯着何宏俊。

何宏俊见他看着自己，心里想：你不会选择我吧？

“哦，你倒是说说你的人选。”瑞麟说道。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瑞麟傍边的幕僚卖着关子说道。

“不行。”何宏俊和瑞麟同时说道。

“他的年龄太小，虽然懂一些洋务。但是，他并不适合，当总办。即使我把他扶上这个位置，以他的资历，是坐不稳当的。他要是再大一点，说不定我真把他扶上这个位置。现在不行。”瑞麟说道。

“我是要准备考状元的，现在绝对不会，掺于你们的事情。所以，你们别打我的注意。”何宏俊说道。

“当然不是你，听说何耀章的人目前正闲赋在家。他正是员外郎。”幕僚说道。

“他父亲？懂得洋务吗？”瑞麟问道。

“何公子现在懂得这么多，必与其的教导有关。想来也应该是通晓洋务的人，而且我听说何耀章大人，造福一方，为官清廉，在任上，不成克扣粮饷。只是水至清，则无鱼。这种性格不受同僚待见，升职以后，一直在等待职缺。”幕僚说道。

说到这里，也就没有再说下去。不过所有人也都听明白了。这个职位不仅要懂得洋务，关键这个人还不能贪。毕竟是几十万银子，一旦有人贪腐，那就什么事情都不用做了。

“你有什么意见没有？”瑞麟向何宏俊问道。

何宏俊苦笑了一下回答说：“这种事情我能有什么意见？再说即便有，我说了也没有用啊！”

瑞麟听了以后，哈哈大笑。看了一眼何宏俊，然后说道:“那就是何耀章了。”、

清朝末年，湖南湘潭县流传一句话：“不贪不滥，一年三万。”指的是一个知县一年的最低收入就有3万两。清代的官员似乎颇精于以财生财之道，他们贪了钱，一般不会蠢到存进钱庄，他们或用亲戚的名义放高利贷，或用亲戚的名义经营房地产（康熙朝大臣高士奇就是一例），或向官商合营的盐业入股，每年分得大笔红利（袁世凯的从祖父袁甲三就是一例），哪怕最没有经济头脑的官员，也懂得买地收租，投资于细水长流的种植业。不管怎么投资，都能让钱生钱，都能让他们的赃款变得更多，更惊人。

乾隆年间有个两广总督叫李侍尧，兼管着广东的食盐专卖和海关税收，他从盐商那里得到的年礼是两万两，过生日的时候又能收两万两，你看，过一个春节，过一个生日，4万两银子就到手了。乾隆曾经要查封广东十三行，李侍尧劝乾隆不要查封，十三行的商人们表示感谢，集资送礼，给他送了10万两的大红包。早在南北朝时，广州刺史到城门口转一圈，就有3000万文的进项，我看清代两广总督的收入不亚于此。

坦白说，跟其他总督相比，李侍尧还算不上贪官，起码他不主动伸手要钱，更不挪用公款和善款。后来李侍尧转任云贵总督，被乾隆发现有贪污行为，逮了起来，想杀掉，又不舍得（李侍尧是能力很强的干部，很受乾隆赏识），让百官评议，有个官员说：“李侍尧贪那么点儿钱，算是清廉的了。”于是乾隆改判李侍尧死缓，没几年又让他做了闽浙总督。

当然也不排除有极个别清廉的官员，像若干年前继任两广总督的孙士毅，家里“不名一钱”。可惜这样的清官少之又少，比华南虎都稀缺。

清官之所以稀缺，不是因为广大干部缺乏忧患意识、公仆意识和节俭意识，也不是因为他们缺乏政治学习（康熙、雍正和乾隆都喜欢亲自撰写“圣训”，让全国官员背诵和学习，让全国的学官向秀才们宣讲），而是因为制度上出了大问题，逼着官员不得不贪。

最明显的制度问题是坐地分赃：知县收了火耗，得分给上司，总督贪了巨款，得花给皇帝。我想再补充一句，乾隆给母亲过大寿，要造金发塔，缺1200两黄金，又不想从国库里出钱，最后是让两广总督李侍尧埋的单。按当时金银比价，一两黄金等于20两白银，1200两黄金就是24000两银子，李侍尧一年的合法收入还不到两万两，你让他埋单，他肯定得贪。所以说清官在这个年代是混不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