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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零五章 青州教育（二）

几位宗师兴致上来，连辨数日，才因为体力不支而意犹未尽的停下来。这时，才想起刘备这个青州之主，一齐来找刘备。问他葫芦里究竟卖得是什么药。
刘备在府邸亲自接待了诸人。笑着向郑玄等人説起自己意欲召集大儒贤士，于青州设立学府，以促进青州的教育事业发展。

兴教劝学？众人听了精神一振，在汉代，从朝廷到士大夫阶层，都是非常重视学政的。从朝廷到地方，都有专门的官员负责教育这一块。太常卿下有博士祭酒，率领博士十数人，掌教弟子兼在国有疑事时，掌承问对。又有太学，内设五经博士，专门负责讲经。而地方从州到郡县，都有典学从事，劝学郎中等职，专司教化。

士大夫们出任地方，获得政绩的亮diǎn之一，很大程度在于治下出了多少人才，每年举荐的孝廉、茂才等各常科、特科贤才有多少。

而远离庙堂，处江湖之远的儒者们，更是对学术传承热诚得很。为什么呢？因为这涉及到道统之争。这是一个很要命的事情。

因秦之乱，儒学传承在汉时并不完整。因此发展成古文、今文两大流派。什么是今文，什么是古文。简单diǎn来説，用汉隶书就的经书，便是今文。而汉以前，篆书、石鼓文等书就的经书≥，..，就是古文。许慎在説文解字序中就説了：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説。就像后世，楷书人人都认得，你写甲骨文和篆书，很多人便不认得一样。古文在汉时，也有许多读书人搞不清楚的。

在汉时，不断有人从墙壁的夹壁，还有出土的器物上发现古文经书传承。甚至还有不少人伪造。儒生们在学习、解经时，因为水平的高低不一，导致出现了许多妄説，以致引发了经义混乱。从政治、教育方面看，今文学派是由显而贵、由贵而尊、由尊转繁；古文学派是由藏而现，由现而明，由明而争。于是，两大学派开始掐架了，从西汉到东汉，延绵数百年，一直到后世还在争吵不休。

今文与古文最大的区别就是，今文学派崇奉孔子，觉得孔子是哲学家、教育家，孔子“托古改制”而作六经。而古文学派崇奉周公，觉得孔子是史学家，孔子“信而好古，述而不作”，六经是古代史料……两大流派在礼制、历史、官制等各方面，都有争议，一直以来就争吵不休。

西汉盛行今学、东汉盛行古学。两汉之际，刘向、刘歆父子对古文经传的校理，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当时的古文经传并未入官学传承体系。刘歆为了将左氏春秋、毛诗、古文尚书等列于学官，于汉哀帝建平元年向天子上疏，于是引发了历史上的第一次今古学大争论。

当时的天子汉哀帝见了奏章，让刘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结果刘歆大名鼎鼎，诸博士不肯置对。刘歆无奈，又求见当时的丞相孔光，结果丞相也不帮忙。于是刘歆便写了一篇雄文让太常博士书给博士们看。此文全面的从经传的源头、流变，今文的兴盛和古文的发现，今文学者的学理缺陷和古文经传的合理性等诸方面进行了阐述。全文以史实与学理立论，辞锋理足，锐气凌人。结果此文一出，诸儒皆怨。各大儒们无法从学术上压制刘歆，便开始从政治上打压了。诸儒要么是求乞骸骨、要么是指责刘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于是刘歆黯然离京。

东汉初年，光武皇帝时，爆发了一次更大规模的今、古争论。先是建武二年尚书令韩歆上书，请为费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结果诏下其议后就没声响了，然后在建武四年，公卿、大夫、博士等朝会于云台，结果光武帝不知怎的就想起二年前的旧事来，于是令博士范升説説意见。

范升便説：“左氏不祖孔子，而出于丘明，师徒相传，又无其人，且非先帝所存，无因得立。”

好么，惹了众怒，于是韩歆与太中大夫许淑等与之辨难，而范升这边的今文派也不甘示弱，群起而辨之。一直到“日中乃罢”。大概是因为这次廷辨没个结果，于是范升回家了想了想，把思路理清了，然后就上了一封奏书，继续辨难，反正不把古文学派打倒绝不罢休。

范升的文章大概就几diǎn意思，一是已立于学官者为正统，费、左之流是异端，要是立异端，风气一开，后面就不好控制了，将失道又失人；二是从源头上看，费、左之学渊源不明，传承又无师法，这二者是否有价值？很值得怀疑；三是从现实角度看，应该以已立之学振兴纲纪、教化民众，立新学非政急务，一搞不好可能便会引发天下混乱，天子你刚得天下，草创之初，要小心；四是从学理的角度看，儒道两家都主张学贵简约，对末学异端之流，应该弃绝。

范升的一、三、四diǎn其实都是小事，最厉害的在于第二diǎn。古文派大概也明白这把刀子的厉害，于是以“太史公多引左氏”而应对范升；范升又死死抓住“太史公违戾五经，谬孔子言，及左氏春秋不可录三十一事”。范升学问高升，又有备而来，结果辨得朝堂诸儒博士一败涂地。结果惹恼了一个人。

当时隐居民间的处士陈元，精通左传，为学者所宗。当时听闻范升非难，大怒，于是诣阙上书。驳斥范升断章取义小题大做，左传是孔子亲授左丘明，比根据传闻而成的公羊、谷梁更有统绪，不能因为左传孤学少与就以异端视之，否则怎么解释历来的“至”和“圣”都是曲高和寡？且学术因时变易，各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儒学也好，道家也好，其学术都不是永远一成不变的，要学会因时而变。这是符合史学的发展观的。最后，陈元自信的説他“尝传师言”，请与诸博士廷辨，若无法解释经传合一的问题，甘愿就死。这是要拼命了。可见道统之争的激烈。

这一次争论，虽然光武皇帝私下觉得陈元比较有道理，但因为今文儒者占优，他刚表露出diǎn欲立左氏学的风声，无数公卿便开始廷争，朝堂乱成一锅粥。为了搞平衡，这事便不了了之了。

这一次争论虽然无果，但却开启了一种有理有据的学术争论风气。基本上，很少再有人利用政治手段来打压不同学派的儒者了。这是一种非常好的现象。

然后再到了章帝时，发生了第三次争论。史载章帝即位后降意儒术，特好古文尚书、左氏传。于是建初元年章帝把弱冠便能诵左氏传及五经本文的大儒贾逵给召进宫讲经白虎观和云台。

贾逵字景伯，扶风平陵人，史上有名的大经学家、天文学家，一生著着等身，所作训诂经义论难百万余字。其九世祖，便是大名鼎鼎的贾谊贾长沙。贾逵的父亲贾徽，受学于刘歆、涂惮、谢曼卿等大儒，贾逵自幼就跟着乃父学经，也是当时名噪一时的大学霸。

贾逵学贯古、今之学，一开讲，便把今、古文经传讲得条分理析，头头是道，大受章帝赞赏。贾逵奉命作左氏传大义长于其他二传者，章帝一看条奏，彻底认可贾逵之素养，于是赐布五百匹、衣一袭，令自选公羊严、颜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

建初四年，白虎观，诸儒共正经义，为班固所重的大儒李育，与贾逵辨难，结果往返皆有理证，贾逵一举博得通儒的美名。古文学更受关注。

而后又在建初八年，章帝下诏：“五经剖判，去圣弥远，章句遗辞，乖疑难正，恐先师微言将遂废绝，非所以重稽古，求道真也。其令群儒选高才生，受学左氏、谷梁、古文尚书、毛诗，以扶微学，广异义焉。”

此诏虽然没有明确的説明是否在太学立古文经传博士，但自此之后，古文诸经传却正式地进入太学传承系统。至此，当年刘歆想实现的目标，也可以算是基本达成了。不过话説回来，若是没有个喜爱古文学、喜爱儒学的皇帝、没有个通古今学的儒学大宗师贾逵，这事还真不好説。

不过这事还没完，东汉最后一位今文学派集大成者的大儒何休，花费十几年，著书春秋公羊解诂，书成，然后与其师一起作公羊墨守，自诩公羊学如墨子守城，牢不可破，然后又作左氏膏肓、谷梁废疾，説这两经传有病有疾，病入膏肓，不能再起。结果引发了东汉最牛叉的学霸、今古文都集大成的郑玄的反击。

郑玄于是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一条一条的开始反驳。结果成功驳倒何休，以至何休慨叹：“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

于是，经过刘歆、许慎、班固、马融、再到郑玄，古文学终于完全成熟，第一次全面压倒今文学。不过，各儒者治学不同，各有己见，纷争不断，那是常见之事。

所以刘备一説在青州设学府，召名儒，授学于青州内外诸子。诸大儒们便似打了鸡血似的，激动了。

自己名望再高，私学再盛，又如何比得官府的办学条件？之前官学衰微的原因，是没有大儒讲学，而大儒不愿入官学讲学的原因，除了今、古之争外，更要追溯到党锢之祸。

如今，党锢之祸虽解，本是最好发展官学之时，却因为先帝驾崩，天下大乱到如今。于是太学罢讲，诸州官学颓废。刘备欲兴教化，却正是抓住了好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