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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章 首长要见杨夏？

见从杨夏这儿得不到更多的东西，张敬德也不再也杨夏纠缠，而是直入主题：“同志们，今天下午发生的事，给我们敲响了警钟，阶/级/斗/争不只是存在于国内，国外也有啊，所以，我们每个同志的脑海里都要多一条防线，有如杨夏同志那样，随时警惕着国内外阶/级/敌人阴谋诡计！在此，我代表作协宣布几条纪律：”
“第一，会议期间，各代表团不提擅自带领作家代表去广场、西单等敏感地区观光；第二，各位作家代表也不得单独或三五相约去广场和西单等敏感地区观光；第三，不得主动与老外接触，如遇老外纠缠，可以‘对不起，我有事’为由而迅速离开；第四，作协考虑到作家们来一趟上京不易，会议结束后，不但将组织大家去长城等地观光，还将组织几个采风团赴西南、东南、华南三地采风，所以，会议期间希望大家不要想其他东西，认真把会议开好！”

作协这规定就两条，一条是限制，因为他们怕出事；另一条就是补偿，会后组织作家去采风。

虽然杨夏已经成了会议的中心，但杨夏依然满脸虔诚且略带微笑地听着领导的讲话。重生后的杨夏，始终记得一点，那就是谦卑一点不是坏事，华夏有句俗话，叫伸手不打笑脸人，让前世的清高孤傲见鬼去吧！

确实是个临时紧急会议。张敬德说完这些后，说了句明天上午见后，便与助手匆匆离开了。而南蜀作家们却还坐着。不过都看着杨夏，似乎需要杨夏讲两句。

“哎呀，杨夏，你这下子出名了。”北极星主编蓝岭突然冒出一句。

“猪壮了，就该杀了。”杨夏很郁闷地回了一句。

“哈哈哈……”众人觉得杨夏说得有趣，笑了。

“杨夏同志，说真的。你会外语的事我们不追究，知道你家伙在学习上就是个变/态。但你为什么会想到那些应对外国人的话呢？”剧作家魏一非问道。

“这个，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在听到老外问我们是哪儿人时，我就预感到他们不怀好意。而在面对老外时，一般不要太老实的回答。譬如他问你是哪儿人，你可以明确回答我是华夏人，这样，他下面的问题就难以出口了，他也知道你不是很好对付。”杨夏还是小小地教了一招。

还是那句话，他真实的想法，不太好宣之于口。而要做到杨夏这样不卑不亢，游刃有余，机变百出。只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知彼知己”，老外是什么。两世为人的他自然比普通华夏人清楚了，甚至比那些长年呆在国外的人还清楚。

所以，老外在杨夏面前，就是一个普通人，没任何神秘，也没任何优势。譬如英米，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他们最优秀的人才，应该是在本国工作，而不是满世界乱跑，而这些跑到华夏，跑到发展中国家做事的人，稍为一想也就明白，这些人不过是英米报社中的苦力罢了。

既然这样，到了上京的老外还有什么优势呢。

作协大会预备会，以及正式大会，前世杨夏没少开，即便不是会议代表，也得参与有关会议采访，有时还被请去做评委之类的工作人员，所以，这会对于杨夏来说，是非常熟悉的。

预备会议，主要是通报会议程序，同时选举主席团、秘书长之类的活儿，这类事，不能有意见，只能举手赞成就行。

很烦人的事，杨夏竟然也在主席团候选人之中，而且，不出意外，杨夏将与后世著名的网络作家唐家三少一样，成为华夏作协主席团成员。

但是，即便这样，杨夏依然不能提出反对意见。事实上，此后作协召开主席团会议，你不想来，打个电话或拍个电报请假就行，不要因为身份问题而弄得大家都不愉快。

这也是华夏有些会议中，有的代表从来不出现在会议现场的根本原因，别人对你那个不感兴趣，但又不好拂你的面子，于是，便有了这种消极抵抗。而你作为会议组织者，别人不来，你也不好给别人除名之类。只有等到下一届，不再推举他便是了。

杨夏差不多是这样的想法。

这次作协代表大会，会期竟然是十天！仅仅是各类报告，就要做三天！

不得不说，这时候的会议真的很长，就在今年即将召开的理论务虚会议，会期竟然长达两个月以上。

会议开幕式，所有的大佬都要出席，主席、副主席、总理、副总理等，其阵容与规格神马工业大会、科技大会完全一样。

而且，照例最高首长在这个会上有一个关于文学与文艺工作的报告，这个报告，将是今后五十或十年华夏文学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当时语境）。惟有杨夏清楚，除了那个三中全会的政治报告外，这两年所有的报告其寿命都不会太长。

在这个报告之后，才是作协的业务报告，换届报告，今年，作协还有一个任务，那就是为过去被打倒的一些作家恢复名誉，为已经被迫害至死的伤害默哀。

华夏这个民族多灾多难，由此可见一斑。杨夏还是觉得后世好，不管什么，至少在形式上要讲*，而且对于持不同/政/见/者，一般不会采取*消灭的方式。

任何时候，华夏会议的专业或工作报告都是形势大好，而不是小好。今年作协这个报告到是真的形势大好，文学报刊恢复了多少家，很多靠边站的人回到了工作岗位，带有新时代风格的文学作品开始大量涌现。

只有杨夏明白，要不了两年，作协这些人就会为“新风格”而头痛，而从那时起，华夏的文学开始分裂，特别是诗歌，一部分走上高高的庙堂，一部分深藏于民间。

重生者杨夏，对于新风格自然是拥护的，前世，他就是新风格的实践者、受益者，对于传统的那种高大上，不高大全的文学理念，杨夏本人并不认同。杨夏认为那是对生活的误解甚至是强/奸。

杨夏在风格上，主张和选择了新风格，但是，他仅仅是在文学上如此，并不延伸到政治或其他方面，这是杨夏的底线，这何尝不是华夏的底线？

因此，杨夏其实是走了一条中间路线，在风格上支持新人，在自我道路上，老沉持重，甚至向老人靠拢。或许，有人会说杨夏人格有问题，但杨夏一点也不在乎，时间是最好的试金石，几十年之后，人们才会发现，当年的那些激情与理想，也不过如此罢了，在时代大潮面前，个人包括个人的想法，都是非常渺小的。

奇特的是，作协工作报告在谈到“新风格”时，竟然把杨夏这名少年作家当成了代表人物之一。哎，算是吧，杨夏也不好说什么，自己确实是那样写的。

这是南蜀作家代表团里，甚至是南蜀作家中，惟一被正面点名的人。联想到那晚关于安全保卫工作方面的讲话，杨夏在南蜀作家里，已经以一个“怪物”的面貌跃上了作家舞台。

伴随着工作报告出笼的，是各专业委员会的报告，譬如报告文学工作，小说、散文、诗歌创作，譬如文学翻译工作等，都有相应的报告。

报告后，就是讨论。包括对最高首长报告的赞美等，都是必须的，在这个年代，这是“政治表态”！不像后世，你不想说也不要紧，别人不会强迫你说，但现在这个时代，你不想说，你沉默，就意味着你不同意，那么，你想同意什么呢？

也即说，在讨论会上必须发言，哪怕只是一句，“我热烈拥护和万分赞同最高首长的报告”这种话，也是可以说的。

杨夏也说了。只是与别人相比，杨夏的话逻辑性要多一点。譬如杨夏就赞美了一番，最高首长的报告非常符合时代的特点，时代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在不断变化，不断前进。其实，此时的最高首长真还不是这样想的，因为他还在坚持那啥两个/凡/是，但是，杨夏可以这样说啊，因为其报告中也讲到了形势变化形势大好之类的嘛。

杨夏的落脚点当然是指文学本身也在前进，作为作家如果没有这种意识，不愿意研究新情况新问题，不愿意与时俱进，那就有可能写不出无愧于时代的大作来。

杨夏这些话，当然是面子话，如果一个作家把杨夏的这些话当成圭臬，他一样写不出东西来。这是官面文章，不得不这样说的。但杨夏的话却站得住脚，哪怕几十年后，也不会“过时”，这是杨夏比别人高明的地方，更是杨夏作为重生者的优势。

就在杨夏认真的听取着会议发言，并认真地准备着自己作为代表的主题发言时，华夏作协找到杨夏，说有首长要见他。

“首长要见我，谁啊？”杨夏觉得有些突然。此前，他连老军人这种大佬都见了，那不是首长么，难道，还有比那个更大的首长？

“你去了就知道了，这是政治纪律，即便是我们作协，也不知道是哪位首长要见你。”作协的人透露了一点。(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