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17章 不朽的书(4)
纸是由中国人发明出来的。大约在两千年之前，当欧洲的希腊人和罗马人还在埃及的纸草纸上写字的时候，中国人已经掌握了造纸技术。纸是用竹纤维、几种草本植物和破布造出来的。中国人把原料放在石臼里，加水调和成纸浆，然后就用这些纸浆来造纸。
抄纸用的模子是一个框，底是用细竹丝或者细丝线编成的网。人们在框里倒入一些纸浆，使其朝各个方向震荡，于是，纤维开始交织成毡状。水流出去之后，网上就留下了一层湿湿的纸张。把它小心翼翼地揭下来，放在板子上，在太阳光底下将其晒干，然后用木榨机把成叠的纸压紧。
直到现在，中国人也还是在用这种手工的方法来造纸。
中国人可真是一个令人万分敬仰的民族啊！从纸伞到书本，再从书本到瓷器，每一样东西都体现出了中国人的无比勤劳和创造才能。瓷器、印刷术、火药和纸，都是中国人发明出来的，而且都要比欧洲人早上很多年。
纸从亚洲传到欧洲，这其间经历了很多年代。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公元704年，阿拉伯人征服了中亚细亚的撒马尔罕城。而造纸术的秘密与其他的战利品一起被带了回来。在阿拉伯人所征服的国家里——西西里、西班牙、叙利亚，造纸厂一个接一个地兴办了起来。顺便提一下，叙利亚的马姆比泽城（或者按照欧洲人的说法，叫做巴姆比查城），也开了一家造纸厂。于是，阿拉伯商人就把“巴姆比查城纸”和其他来自东方的产品——丁香、胡椒、香脂——一起运到了欧洲。我们俄文把纸叫做“бумага”，这个单词很有可能就是从“巴姆比查”演化而来的。最高级的纸要算巴格达纸了，这种纸在市场上销售的是很大尺寸的大张。整个埃及一共造出了很多种纸，有大张的亚历山大纸，也有非常小的用来写鸽信的纸。这些纸都是用破布造出来的。它们看起来是黄色的，上面有黑色的斑点。如果把它对着阳光看，还可以看见里面夹着的碎布块儿呢。
大约在几百年之后，欧洲才出现了造纸厂，或者说是当时欧洲人所说的“纸磨坊”。13世纪，意大利和法国也出现了那样的纸磨坊。
有的时候，历史学家即便是得到了古代的文书或者历史记录也无法知道这些文献的具体编写年代，因为书里面是不会写这些的。
那么，怎样才能知道它们的年代呢？
对于这个问题，历史学家光靠纸本身就能作出解答。他们把纸张对着阳光仔细查看，便能说出这是哪个时代的文书。因为用的纸张是哪个时代造出来的，文书就一定是后面几年写出来的。
当一位学者在亮光里看纸的时候，他究竟看到了什么呢？
他在纸上看到了透明的水印。
每一位造纸技师都有自己专属的水印，那相当于他们的标记。除了水印之外，很多造纸技师还往往把造纸的年份和自己的名字打在纸上。所以，打在纸上的标记是多种多样的。这种标记有可能是人头，有可能是半头鹿，有可能是塔，有可能是骆驼，有可能是手套，有可能是独角兽，有可能是狮子，有可能是长着鱼尾的水怪，有可能是长着翅膀的鸟头狮子，也有可能是头戴三重王冠、手拿金钥匙的罗马教皇。
打水印的过程是这样的：首先，把纸浆倒入有铜丝网底的模子里。模子底部有用铜丝做成的图形。哪里有铜丝，哪里铺的纸浆就要少一些，而造出来的纸也就比其他的薄一些。所以，把纸放在亮光里一照，你就可以非常清楚地发现，有铜丝网的部分会显得比较透明，而有铜丝图形的地方便会显现水印。
圆形水印是最古老的一种水印。要是你看到纸上有这样的水印，你立刻就能够说出，这种纸是1301年造的。
14世纪时，汉萨同盟的商人把纸从诺夫哥罗德城带到了俄国。这种纸是意大利制造的。16世纪时，旅行家巴别里诺来到了莫斯科。他在日记里是这样写的：“他们也引进了造纸的方法，甚至已经独立造出纸来了，然而，他们造出的纸并不怎么好用，这是因为他们的造纸技术还没有达到完善的地步。”
俄国的第一个“纸磨坊”建在距离莫斯科30公里的乌奇河畔。可是没过多久就倒闭了。
大约在一百年之后，俄国又建立了另外一座“纸磨坊”，这一次是在帕赫尔河畔，一家面粉厂的旁边，而造纸技师的助手也来自于面粉厂。终于开始造纸了，然而，到了1657年的春天，突然山洪暴发，把河堤冲毁了，纸磨坊也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于是，之后又在亚乌兹河畔另造了一个磨坊，以此来代替它。
这个纸磨坊生产出来的纸都是大张的，而且加有水印。水印很像阿姆斯特丹市的市徽，只不过做得粗糙一些，狮子不像狮子，盾牌不像盾牌。
而且，如果按照水印来判断，那个时候俄国造纸厂生产出来的纸应该是仿荷兰式的，而荷兰纸是当时世界上最高级的纸。
刚开始的时候，人们还不愿意肯定纸的价值，而且总是在纸上写一些不需要长时间保存的事情，装订书本也仍然使用羊皮纸。然而，越是到后来，便宜的纸越是把昂贵的羊皮纸排挤掉了。纸的质量也越来越好，越来越耐用。于是也就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用纸来抄书了。可有些时候还是害怕它不结实，所以会在每两个装订帖中间夹上一层羊皮纸。
又过了一百年，羊皮纸才渐渐地变成稀罕的东西。
其实，不这样是根本不行的。商业已经极为迅猛地发展起来。在城市与城市之间的通道上，商队往来不绝。在海洋上，在大江大河上，满载货物的商船从一个国家航行到另一个国家。随着商业、市场、交易所、货栈、商队和商船的出现，各种各样的单据、账册、期票、书信和簿记等东西也逐渐问世。然而，这些东西都离不开纸，而且需要会读会写的人来使用它们。所以，那个时代与以往是不同的，并不仅仅是僧侣才会接受教育。中小学和大学在各地广泛地兴办起来。求学的青年人全都奔向那些有大学的城市。在巴黎，学生们几乎全都住在塞纳河左岸的一片区域里，这个地区直到现在还被人们称为“拉丁区”。
对于这些热情的、快活的、永远渴求知识的青年来说，书本和练习簿是他们最需要的东西。可是，一个穷学生哪来那么多钱买羊皮纸呢？于是，便宜的纸就理所应当地成为了这些求学的青年朋友的救命稻草了。
那个时候，不仅是虔诚的僧侣才抄书，同时做这项工作的还有无忧无虑的、吵吵闹闹的大学生。
大学生在抄书的时候是不怎么注意字体的工整和美观的。他们往往把开头的字母画成一个滑稽地吐出舌头的鬼脸，或者是一个肥胖笨拙的动物，以此来讽刺他们的教授。
另外，大学生对书本也是不怎么敬重的，他们时常在教科书的空白处画上一些恐怖吓人的鬼脸，并写上一些粗鄙不堪的话，什么“废话”啦，“无知”啦，“胡说”啦，等等。
让我们来看看这个学生吧。他此刻正坐在一间小阁楼里面抄写着什么。他的面前摆放着一只牛角形的墨水瓶，这只墨水瓶是插在桌子上的一个洞里的。此外，桌子上还有一盏冒烟的油灯，而这个学生的腰部则挂着一个装鹅毛笔的文具盒。此时虽然已是深秋季节，可这间屋子里却并没有生火。昨天夜里，他打算从停靠在码头边的驳船上偷些柴火，可却让守夜的人给抓住了，一顿胖揍自是免不了了。现如今，他的屋子里只剩下一片干面包皮和一杯水，除此之外什么吃的东西都没有了。
他的模样看起来就像是一个衣衫褴褛的、瘦得不成样子的僧侣。他的头剃得光光的，与僧侣头没什么区别，其实，这说明他已经从中学毕业。除了僧侣头之外，他别的地方都不像僧侣。他的脸上伤痕累累，表明他最近曾经在小酒馆里跟一个皮鞋匠打过架。
大学生的生活总是过得不怎么舒服。刚开始的时候，他进入一家寺院办的学校念书，在那里可没少挨各种各样的毒打。后来当上了巡回教师，便在乡村和庄子里四处奔跑。有的时候他能够得到一些工钱，可却总是要忍饥挨饿。晚上的时候，他就在村旁的沟里面过夜，有时还顺便在农夫的茅舍里偷一只打盹的鸡。后来他又到钟楼里去过夜，在那里待了六个月，他的工作就是在休息日敲敲钟，召集人们来做礼拜。最后，他终于来到了这个大城市，步入了大学的课堂。他那些同乡接收他入伙，并且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做“大主教”。他总是非常激烈地跟别人争吵，讨论着学术上的问题，一喝醉酒就会闹事。哪有不知道“大主教”大名的小酒馆呢？如果比起喝酒来，他在艺术系的学生中间名列第一。而最糟糕的事情是他的手里从来就没有一个子儿。他只能偶尔找到一些零星的工作——为邻居抄写祈祷书或者赞美诗。
在这个大学生的头脑中，所有的这些念头一个接一个地掠过。他的手在纸上移动得越来越慢了。终于，他倒在了桌子上，均匀的鼾声代替了笔尖触着纸面的沙沙声。油灯冒出的浓烟把房间的墙壁都熏黑了。令人讨厌的老鼠在角落里跑来跑去，吱吱地叫着。它们找到了大学生明天用来当午餐的那块面包皮，可是他却一点儿也没有发觉。他此刻正在做梦呢，梦见自己明年就可以戴上圆圆的学士帽了。
与此同时，在德国的美因茨城里，约翰·谷登堡正在翻看他刚刚印出来的新书——用印刷机印的第一本书。
不管是字母的形状，还是文字的排列，看起来都与手抄的极为相似。然而，不同的地方却一眼就能够看出来。每一个字母都十分清晰，笔直地挺立在那里，就像广场上等待检阅的士兵一样。
在印刷机与抄写员的笔之间展开了一场战争，而印刷机迅速地获得了胜利。这是因为印刷机在几天之内就可以印出来的着作，抄写却需要几年的时间。
刚开始时，抄写员还参与印刷工作。如果印刷的书中没有大写字母，那么之后就由抄写员负责用颜料填上去。然而，这会凭空给书增加很多成本。所以，后来在留有大写字母的空白地方，就干脆让它空着。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印刷的书籍里面的红行不像手抄本那样是出格的，而是比其他各行都要短些。
以上这些就是我所要告诉你的有关红行的全部历史了。现在你已经知道了，它为什么叫做红行，红行为什么要比其他各行都短了。
越是到后来，印刷的书和手抄本相同的地方就越少。渐渐地，活字出现了变化。用手写小字是非常困难的，可是，用印刷机来做这件事就比较容易了。这样一来，大书本就完全被用细小的活字印的小册子所代替了。
手抄本上的每一幅图画都必须由画家亲自来画。而在印刷的书中，手绘的图画就不需要了，因为里面用的是版画。于是，印刷机成了名副其实的“画画机”。用不了几个小时的时间，它就可以“画出”几百幅图画来。
如此一来，书就变得便宜很多了，即便不是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这样，但它确实已经变成很多人都可以拥有的东西了。不过，当时的那些有钱人仍然对这种新鲜事物抱有非常冷淡的态度。在他们看来，印刷的书是彻头彻尾的“穷人书”。因此，他们在购买完印刷书之后，再将其交给画家，让他用颜料来涂饰插画，把它们改造成“富人书”。
就这样，一年接一年地过去了，而书里面出现的新事物也一年比一年多。
现如今，你翻开书来看看，看看印着书名的扉页或者目录，你一点儿也不会感到奇怪。每一页上都印着页码，你认为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当你看到逗号的时候，你也不会惊奇地发问：“这到底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但是，就在当时，扉页、目录、逗号和页码都是印刷行业里非常新鲜的东西。
所以，我们在这里有必要详细地叙述一下，它们究竟是在什么时候、是怎样出现的。
比如说，印书名的扉页大约是在一千五百年前出现的。它出现的过程是这样的：以前，当书籍不是印刷的，而是手抄的时候，绝大部分的书不是用于出售的，而是客户直接订货的。所以，抄写员不必为书大作宣传。在结束手抄工作的时候，他们只需要在年月和地点旁边，谦逊地把自己的名字写上就可以了。
而印刷机的出现就带来另外一番景象了。它一下子就可以印出几百几千份来；而且不是因为有人订货，而是为了销售才特意印制的。那么，怎样做才能吸引买主呢？比如说书店里卖的书，需要用大号字体印出显着的书名，放在书的封面，借此来吸引读者。
于是，印书名的扉页就应运而生了。对于读者来说，他们可以从这一页就洞悉全书的一切情况——书中讲的是什么，作者何许人也，这本书是在什么情况下完成的，哪里出版的，哪家印刷厂负责印制的。
光是书名就要占去五六行的空间。不过也正是从书名这里就开始大吹大擂的，人们看一眼书名就能知道这是一本古代的书。
书名页通常都贴在书店门口，作为本书发行的广告。哦，那么，逗号又是谁发明出来的呢？
在15世纪到16世纪这段时期，威尼斯印刷厂的厂主阿里德·玛努齐最先运用了逗号。在此之前，书中只有两种标点符号，那就是句号和冒号。几乎与此同时，玛努齐也把目录运用到了书里。
而页码是直到16世纪才出现的。
书籍发生了改变，购买书籍的人也同样有了变化。从前，到抄写员那里去的通常都是修道院的院长，他是去约抄写员抄写圣礼记的。贵族太太也会打发仆人来订制特别的祈祷书，特别之处在于要用山羊皮装订。而神学家则要求抄写员抄写教堂神甫用的巨大图书。
印刷的书找到了身份和称谓完全不同的大量主顾，书店里总是挤满了大量的市民和学生。尽管摆在书架上的那些关于神学的大本书上积满了尘土，可是它们却一点儿也没有破旧；而买主手中尽是一些小开本的书，里面有古希腊和古罗马作家的着作、骑士小说、编年史和辛辣的政论小册子。
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厚重的神学大本书比薄本的发表富有战斗性的政论文章的小册子要生活得更加轻松愉快。当大本书安安稳稳地躺在书架上的时候，人们就像猎人搜寻野禽那样在小心翼翼地搜寻着政论小册子。假如这种书不幸落到经罗马教皇圣谕批示过的违禁书单里，那可就糟糕透了。因为一旦那样，这些书就必须要被消灭，再无生还的可能。
为了瞒过检查官，印刷厂的厂主会采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比如说出版一本《论自由》，有的时候书中甚至有攻击宗教的言论，可序言里却清清楚楚地写着什么圣约翰也喜欢看这本书，常常会把它放在枕头下，甚至读到深夜也爱不释手。
而我们俄国的第一本印刷书也经受了对穿僧衣的迫害者的斗争。在伊凡四世时代，第一个印刷所在莫斯科建立了起来。
“伊凡皇帝下令，在本国的光荣城市莫斯科建立印刷机构，兴办印书事业，以此来净化并改正那些不学无术的抄书者的思想。”
在克里姆林宫和商场附近，也就是尼古拉希腊寺院和别洛波罗德宫的中间，一座很高的建筑物拔地而起，顶部有一座高塔，塔上有双头鹰模样的装饰品，另外还有两扇铁栅栏做的大门。
